，含糊几句就挂了，但她从对方瞬间改变的语气和匆忙挂断的反应中，隐隐觉得对方知道些什么，只是不愿或不敢说。
这些“搜集”工作，零散、笨拙、效率低下，而且充满风险。每次尝试联系过去认识的人，她都心惊胆战，生怕暴露自己现在的行踪。每次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她都像做贼一样，清除浏览记录，担心被人察觉。但正是这种笨拙和提心吊胆，凸显出她所做之事的艰难与决心。
她没有专业的调查技巧，没有资源和人脉，只有一颗被悔恨和赎罪愿望煎熬着的心，和一部破手机、一个旧笔记本。她所“搜集”的，与其说是证据，不如说是基于她个人视角的、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回忆碎片和间接推测。她知道，这些东西在法律上可能毫无价值，甚至可能因为她的主观倾向而失真。
但她停不下来。这本笔记本，和她日益增多的、写在废纸背面的零散记录，成了她赎罪仪式的一部分。每记录一条，每分析一点，她内心的煎熬就加深一分，但那种纯粹的、被动的受害感，似乎也减轻了一分。她不再仅仅是一个被兄长欺骗、被命运摆布的可怜虫，她在尝试着，以自己能想到的最卑微的方式，去理解这场灾难的脉络，去抓住那隐藏在黑暗中的、将她拖下水的“同谋”的影子。哪怕这影子模糊不清，哪怕这努力最终徒劳无功。
夜深了，出租屋里只有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她压抑的呼吸声。窗外是沉睡的城市，无人知晓，在这简陋的一隅，一个背负罪孽的女人，正以一种近乎自虐的方式，挖掘着记忆的坟墓，试图从那些灰烬中，找出一点点可能照亮真相的、微弱的火星。她不知道这些零碎的记录最终能有什么用，也不知道调查人员何时会来找她。她只知道，这是她目前唯一能做的，向着那漆黑无光的赎罪之路，迈出的、无比笨拙却又无比坚定的第二步。她的“战场”，不在商场，不在法庭，而在这方寸之间的书桌前，在她备受煎熬的脑海深处，在她与那段不堪回首的过去，进行的一场沉默而痛苦的角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