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张耀祖夫妇离开深城，已经过去了近三个月。这三个多月，对张艳红而言，是一种在高压下维持的、脆弱的平静。她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用“银翎”项目的复盘和康悦项目的深入跟进，填满了所有清醒的时间。“康悦”是块硬骨头，竞争对手环伺，客户要求严苛，方案改了又改，会议开了一场又一场。但张艳红不敢有丝毫松懈，韩丽梅那句“最后的机会”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每月准时收到的扣款短信则是持续不断的警钟。她几乎是以一种自虐般的勤奋，证明着自己的价值，也试图用工作的成就感，来抵消心底那个巨大的空洞和每月被划走款项时清晰的痛楚。
与北方“家”的联系，降低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冰点。父母偶尔会发来一些不痛不痒的问候，或是转发一些养生文章，绝口不提那十五万，也不提哥哥在C市的状况，仿佛那件事从未发生过，又或者，是他们刻意回避的禁区。张艳红通常只是简短地回复“收到，注意身体”，便再无下文。她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什么。那五千块的转账，像一根刺，扎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每一次想起，都带来尖锐的疼痛。哥哥张耀祖的新号码，她存了，但从未拨打，也从未收到过他的任何信息。这刻意的沉默，比争吵更让人心寒，也让她更加确信，韩丽梅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变成现实。
打破这片沉默的，是一封来自C市的邮件。发件人是当初协助张耀祖夫妇进行摊位交接的中介公司联系人，一个姓刘的业务员。邮件措辞礼貌而专业，先是例行公事地汇报了摊位交接初期的顺利，以及张耀祖夫妇的“安顿”情况，但很快，话锋一转，语气变得有些微妙。
“……张女士，根据我们后续的例行回访和周边商户的反馈，您兄长张耀祖先生的经营状况，似乎……不太理想。具体表现为：开业初期备货后，出摊时间极不规律，经常上午十点后甚至中午才开门，错过早市高峰；对顾客态度比较……随意，缺乏基本的销售热情和服务意识；摊位卫生和货物摆放也较为混乱，与其他整洁有序的同行形成对比。此外，据我们侧面了解，张先生似乎对市场内其他更轻松（如打牌、闲聊）的活动更感兴趣，投入在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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