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道办都有所了解，并非什么秘密。”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在场的每一位领导，继续说道。
“至于韩秋，他是我韩卫民的儿子，这一点毋庸置疑。孩子是喀秋莎生的，在异国他乡，我帮帮她。”
一位委员忍不住插话问道。
“韩厂长，我们理解你的情况特殊。但是，举报信声称这孩子是……”
韩卫民似乎早就料到会有此一问，他从容不迫地从随身携带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材料，说道。
“周书记，这是喀秋莎同志在区妇幼保健站建档、产检以及生产的全部记录复印件，上面清晰记载了孕妇喀秋莎自怀孕到分娩的全部过程，接生大夫和护士都可以作证。
孩子出生时，左邻右舍，包括街道办的王大妈当时也在帮忙，她们都能证明孩子是从喀秋莎同志房里抱出来的。”
他将材料递给杨厂长，继续说道。
“我知道，可能有人会因为孩子的相貌或者我们家庭结构的特殊性而产生无端联想。但是，指控是需要证据的。请问举报人，除了凭空揣测，他能拿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证明韩秋不是喀秋莎所生吗？在那个年代，还没有亲子鉴定这种技术，难道仅凭猜测，就能定一个同志的罪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