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天的工钱。而且还要“押一付三”，那就是先交四个月的钱，三百二十块。把他和母亲现在全部家当翻个底朝天，也凑不出这个数。这还不算置办一张推拿床（哪怕是最简陋的）、买点药油、膏药的本钱。
他默默地放下电话，在小卖部老板疑惑的目光中，掏出皱巴巴的毛票付了电话费，转身离开。脚步比来时更沉。
接下来的几天，只要工地没活（这样的日子越来越频繁），或者下工早，聂枫就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转悠。他像一只寻找洞穴的孤独幼兽，用脚步丈量着这座小城的边缘与褶皱。他问过临街民居楼下不到五平米、原本是储藏间的小黑屋，月租六十，但潮湿得能拧出水，墙壁爬满霉斑，连扇像样的窗户都没有。他问过靠近菜市场、人声鼎沸但臭气熏天的楼梯间夹层，月租五十，可楼梯上上下下昼夜不停，根本没法让人安心休息，更别提做推拿了。他甚至问过郊区结合部、快要倒塌的土坯房，主人愿意以极低的价格“借”给他住，但那里离县城中心太远，根本不可能有客人上门，而且屋顶漏雨，墙壁透风，母亲的身体绝对受不了。
一次次满怀希望地打听，一次次被冰冷的租金数字和恶劣的条件打回原形。口袋里的那点钱，在交了母亲这个月的药费后，已所剩无几。工头已经暗示，工地最迟下周末就要收尾，让他早做打算。焦虑像藤蔓，缠绕着他的心脏，越收越紧。晚上给母亲揉按时，母亲枯瘦的手腕和关节突出的膝盖，硌着他的手心，也硌着他的心。他看着母亲在昏黄灯光下蜡黄憔悴的脸，听着她即使在睡梦中也不时发出的痛苦**，那个“推拿馆”的念头，越发像个遥不可及却又死死勾着他魂魄的幻梦。
这天傍晚，聂枫拖着灌了铅似的双腿，从城西一片待拆迁的破败厂区附近往回走。那里倒是有几间废弃的仓库和门房，租金便宜到近乎白送，但断壁残垣，没水没电，根本不像人能待的地方。夕阳将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斜斜地投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显得孤单而渺小。
他穿过一条熟悉的、连接老城区和一片相对较新居民区的小巷。这条巷子叫“柳枝巷”，不宽，但比那些最破旧的巷子干净些，路面铺着青石板，虽然很多已经碎裂不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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