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预定计划，程振邦的部队应在天亮前完成对贺胜桥南侧铁路线的切断，然后正面部队发起总攻。但现在雾这么大，天亮后能见度恐怕也不会太好。如果程振邦不能及时到位——
"总指挥，正面佯攻部队报告，已抵达攻击出发位置。"钱慕白走过来汇报。
"伤亡？"
"侦察连摸掉了北洋军的两个前沿哨所，自身无一伤亡。但——"钱慕白犹豫了一下，"北洋军的巡逻密度比预想的高。每隔十五分钟就有一队步兵沿铁路线巡视，每次约一个排。"
沈砚之点了点头。这说明北洋军在贺胜桥的防御并非铁板一块——频繁的巡逻意味着兵力分散，但也意味着任何异常动静都会更快被发现。
"让佯攻部队再等一等。"他说，"等程旅长那边打响了，我们再动手。"
"明白。"
钱慕白转身去传达命令。沈砚之独自站在窝棚外，看着东方的天际线。天快亮了，但雾太厚，看不到一丝曙光。整个世界被包裹在一片灰白色的混沌中，远处的树林、房屋、田野全都模糊成一片，像一幅被水浸湿的水墨画。
他忽然想起了山海关。
十二年前，也是在这样一个雾气弥漫的清晨，他站在山海关城头上，看着三千乡勇在校场上集结。那天也是十一月，关外的寒风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他站在点将台上，手里握着父亲留下的那把大刀，刀刃上凝着一层薄霜。
"推翻满清，恢复中华！"
他喊出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在雾气中传出去很远。三千人跟着他一起喊，声浪震得城墙上的砖石都在颤抖。那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不是一个人——他身后有三千人，三万人的意志，三百年积压的怒火。
十二年了。
从山海关到南京，从南京到云南，从云南到四川，从四川到湖南，再到现在的湖北。他走过的路比任何一个将军都要长，打过的仗比任何一个老兵都要多。他的部下换了一茬又一茬，活下来的越来越少，牺牲的越来越多。但他还在走。
因为他答应过一个人。
答应过他父亲——沈崇山，同盟会北方支部的创建者，1910年在沈阳被清廷杀害，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了三天。
"此生不死，必驱除鞑虏。"
他在父亲的灵位前发过誓。那个誓言像一根钉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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