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把指挥刀交到沈砚之手上的时候，是腊月二十四的清晨。
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慷慨激昂的训话。就在双河场那座灰墙院落的正房里，在一屋子浓得散不开的药味里，蔡锷从枕头下面抽出那柄跟了他十几年的指挥刀，双手托着，递到沈砚之面前。
刀鞘上的鎏金已经磨掉了大半，露出底下暗沉的铜胎。刀柄上缠着的丝绳被汗渍浸成了深褐色，那是无数个不眠之夜留下的印记。沈砚之单膝跪地，双手接过。刀比他想象的要沉。不是铁的重量，是别的什么。
“这刀跟了我十六年。”蔡锷靠在枕头上，说话的声音很轻，每吐出一个字都要歇一口气，“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到云南讲武堂，从重九起义到护国讨袁。没有打过一次败仗。”
他顿了顿，目光从刀上移到沈砚之脸上。
“现在交给你。不是让你供着它，是让你用它去打我打不完的仗。”
沈砚之握着刀，指节因为用力而微微泛白。他想说点什么——说些慷慨激昂的话，说些不负所托的誓言。可话到嘴边，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他只是在蔡锷床前站得笔直，然后敬了一个军礼。那个礼敬了很久，久到手臂开始发酸，久到蔡锷轻轻摆了摆手，说“去吧”。
沈砚之转身走出房间的时候，在门口停了一步。他没有回头，但他知道蔡锷在看他。那种目光的重量，和指挥刀一样沉。
当天下午，沈砚之带着蔡锷的手令赶到了集结地。三个团的兵力已经在指定位置待命——两个步兵团，一个骑兵营，外加他从前线带回来的前锋营残部。加在一起不到两千人，但已经是护国军在川南战场上能抽调出来的全部机动兵力了。
临时指挥所设在叙永城北一座废弃的关帝庙里。庙门早就塌了，大殿里的关公像缺了半边胳膊，但头顶的屋瓦还算完整，勉强能遮风挡雨。沈砚之把地图铺在供桌上，叫来了三个团的团长。
最先到的是第一团团长卢剑平，一个四十出头的老行伍，脸上有一道从额头斜到下巴的刀疤，说话声如洪钟。他进来的时候带了一阵冷风，把供桌上的蜡烛吹得摇摇晃晃。
“沈营长，”他开口就是“沈营长”，语气里带着几分不加掩饰的审视，“不是我不信你。我卢某打了二十年仗，从来没听过一个营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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