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了。但他把右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握住了沈砚之的手。
那只手冰凉，骨节硌得人生疼。但力道很大，大到不像是一个垂死之人能使出来的。
“砚之，我今年三十五。三十五岁，在日本读军校的时候，我给自己列过一个计划。三十岁练成一军，四十岁扫清军阀，五十岁建成一个没有人敢欺负的新中国。”他顿了顿，嘴角浮起一个极淡的弧度，“现在看来，这个计划，只能交给你们了。”
沈砚之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
从山海关起兵到护国战争，五年间他见过无数次生死。战友在自己怀里断气，士兵在阵地上被炮火撕碎，百姓在战乱中流离失所。他没有流过一滴泪。因为他告诉自己，打仗的人不能哭，一哭就手软，手软就死。
但此刻，他握着这个瘦骨嶙峋的将军的手，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一颗一颗地砸在灰白色的被单上，晕开一小片一小片的深色痕迹。
蔡锷看着他哭，没有安慰，也没有说“不要哭”之类的话。他只是静静地握着沈砚之的手，像一个兄长看着弟弟，像一颗即将熄灭的恒星看着一颗刚刚升起的行星。
“程振邦在外面吗？”蔡锷忽然问。
“在。”
“叫他进来。我有话跟他说。”
沈砚之用袖子抹了一把脸，转身走出病房。程振邦靠在走廊的墙上，抱着双臂，看见沈砚之出来，站直了身子。
“将军叫你。”
程振邦点点头，迈步往病房里走。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忽然回过头，看了沈砚之一眼。
“你的眼睛。”程振邦说。
“怎么了？”
“你刚才哭过。”程振邦说完这句话，没等他回答，推门进去了。
两个时辰后，程振邦也出来了。他没有坐在长椅上，而是径直走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前，背对着沈砚之，肩膀微微耸动。窗户外面是福冈灰扑扑的街道和铅色的海面。他站在那里，对着那片海，很久很久没有转过身来。
黄昏时分，蔡锷再度陷入昏迷。主治医生和护士进进出出，走廊里响着急促的脚步声和日语的低语声。沈砚之和程振邦被请出了病房区，只能站在楼梯间里等待。
楼梯间的灯很暗，墙皮斑驳脱落，露出里面灰黄色的水泥。两个人并排站着，谁都没有说话。偶尔有护士端着药盘跑过，橡胶鞋底在瓷砖上发出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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