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他们和清廷勾结甚深，怎么会卖枪给我们？”
“日本人只认钱。”沈砚之冷笑，“而且他们乐见中国内乱，越乱越好。三井洋行在天津有个经理叫小野一郎，专做军火生意，从步枪到机枪，甚至小炮，只要出得起价，他都敢卖。我有门路，可以搭上线。”
余墨轩神色复杂：“这可是与虎谋皮……”
“非常之时，行非常之事。”沈砚之站起身，走到窗前。外面是天津卫的夜色，远处隐约可见海河上的点点渔火，更远处，租界的电灯光亮如星。“清廷有洋人支持，袁世凯背后是英国人和日本人。我们要革命，要救这个国家，就不能拘泥于手段。只要枪口对准的是满清，哪怕这枪是从敌人手里买来的，也顾不得了。”
他转过身，脸上是煤油灯也照不亮的阴影：“余先生，程兄，我们这一代人，生在末世，长在乱世，注定要背负污秽，在泥泞中前行。但请你们相信，我沈砚之所做的一切，只为有一天，我们的子孙能活在光天化日之下，不必再提心吊胆，不必再卑躬屈膝。”
余墨轩沉默良久，终于重重点头。
程振邦什么也没说，只是将勃朗宁手枪的保险打开，又合上，咔嗒一声轻响，在寂静的屋里格外清晰。
“三天后，制造局废料出城。五天后，我与小野一郎在日租界见面。”沈砚之从怀里掏出怀表，看了一眼，“现在是晚上八点二十分。余先生，程兄，我们各自准备吧。”
余墨轩先行离开，他要连夜联络赵广生。程振邦则留在客栈，负责警戒和接应。
沈砚之一个人坐在屋里，没有点灯。黑暗中，他摸出一直藏在怀里的那枚铜钮扣——是离开山海关前，从父亲旧军装上取下的。父亲沈怀瑾，曾任新军协统，光绪三十三年因参与立宪运动被罢官，郁郁而终。临终前，老人拉着他的手说：“砚之，这大清国烂到根了，不革命，无以求生。可惜我看不到那天了……你要替我，替天下人，争一个未来。”
铜钮扣已被摩挲得光滑温润。沈砚之紧紧攥着它，仿佛能从中汲取力量。
窗外传来更夫打更的梆子声，已是二更天。天津卫沉睡着，但在这沉睡的表象下，暗流正在涌动。制造局的机器仍在轰鸣，生产着镇压革命的枪弹；日租界的和室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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