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五年的上海，是一座浸泡在黄浦江潮水与西洋人咖啡香气里的城市。外滩的钟楼敲响十下时，沈砚之正站在礼查饭店三楼的窗前，望着苏州河上往来穿梭的舢板。河对岸，英国领事馆的旗杆上，米字旗在暮春的风里有气无力地飘着。
房间里弥漫着雪茄和旧书页的气味。程振邦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一份三天前的《申报》，头版头条是“洪宪帝制撤销，袁氏仍任大总统”，字里行间透着上海报人特有的、既庆幸又讥诮的语气。
“看完了？”沈砚之没有回头，手指在窗玻璃上轻轻敲击，那是他在山海关时就养成的习惯，思考时总爱敲点什么。
“看完了。”程振邦放下报纸，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袁大头这回是栽了。八十三天皇帝梦，梦醒了，可天下已经不是从前的天下了。”
“天下从来不是任何人的天下。”沈砚之转过身，脸上没什么表情，但眼角细密的皱纹在灯光下显得格外清晰。三十四岁，按说正是男人最鼎盛的年纪，可他看着像四十出头——流亡日本的两年，西南征战的三年，每一道皱纹里都藏着硝烟和离乱。
“蔡将军那边有消息吗？”程振邦问。
沈砚之从西装内袋取出一封电报，纸已经揉得发皱，边缘毛了，显然被人反复读过许多遍。他递给程振邦，自己走到茶几前倒茶。是上好的龙井，但他喝得毫无滋味，像喝白水。
程振邦展开电报，上面只有短短两行字：“松坡病笃，恐难久持。弟宜速归，滇中诸事待兄主持。锷。四月十五日。”
“蔡将军他……”程振邦的声音哽住了。
沈砚之没说话，只是慢慢放下茶杯。茶杯在碟子上轻轻一碰，发出清脆的声响，在这寂静的房间里格外刺耳。窗外，苏州河上传来汽笛声，是怡和洋行的货轮在鸣笛进港，声音沉闷悠长，像某种哀鸣。
“医生说是喉疾，在四川时就落下的病根。”沈砚之终于开口，声音很平静，但程振邦听得出那平静下的暗涌，“日本那边请了最好的医生，但……希望不大。”
“那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明天。”沈砚之走到衣架前，取下那件半旧的驼绒大衣，“船票已经订好了，太古洋行的‘四川’号，明早十点从十六铺码头出发，经香港到海防，再从滇越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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