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统三年的雪，在沈砚之的记忆里下得格外大。
此刻他站在“海晏号”的甲板上，望着北方渐渐模糊的海岸线，恍惚间又回到了那个雪夜——武昌起义的电报送到山海关，父亲沈怀远在灯下展开那张薄薄的纸，手指颤抖，眼眶泛红。那时他才十七岁，还不懂什么叫“革命”，只知道父亲连夜召集乡勇，在祠堂前立誓，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
如今六年过去了。父亲早已在二次革命的战场上殉国，他接过父亲留下的那柄军刀，从山海关杀到南京，从南京杀到北京，又从北京杀到日本。六年间，他见过革命成功时的万人空巷，也见过袁世凯窃国时的万马齐喑；见过战友在冲锋中倒下，也见过同志在背叛中反目。
“沈司令，外面风大，进舱吧。”
程振邦的声音在身后响起。这位从山海关就跟着他的老部下，如今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旅旅长，也是这次秘密回国的先遣队指挥官。六年的流亡生涯，在程振邦脸上刻下了更深的皱纹，可那双眼睛依然锐利，像山海关城头上的鹰。
“让他们先睡。”沈砚之没回头，目光仍望着北方，“这一路凶险，能多歇一刻是一刻。”
“都睡不着。”程振邦走到他身边，递过一支烟。两人在甲板上点燃，烟雾被海风吹散，迅速消失在夜色里。“船上三百二十七人，都是从日本跟回来的老兄弟。六年了，谁不想家？”
沈砚之沉默地抽着烟。是啊，六年了。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他带着残部流亡日本，在横滨那个潮湿的小院里，一住就是六年。六年里，他们学军事，学政治，学一切能学的东西，就为了有一天能打回来。孙中山先生说得对：“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国内情况怎么样？”沈砚之问。这个问题他问过无数遍，可每次问，都希望能听到不一样的答案。
程振邦叹了口气：“还是老样子。袁世凯死了，可北洋那帮人还在。段祺瑞、冯国璋、张作霖，一个个都盯着总统的位子。南边，护法军政府跟北洋打打停停，孙中山先生在上海，日子也不好过。”
“云南呢？”
“蔡锷将军病逝后，唐继尧接手，滇军内部也不太平。”程振邦的声音低下去，“不过有个好消息——我们在天津的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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