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着我。”他低声说，声音淹没在夜风里，却如誓言般坚定。
接下来的日子，沈砚之的生活变得更加忙碌而隐秘。白天，他依然参与革命党的各项事务，与各方人物周旋；夜晚，他则化名“沈谦”，与几位从南洋来的年轻人秘密会面，教他们军事常识、情报技巧、秘密联络的方法。这些年轻人，将成为他未来布局北方的骨干。
五月初，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来到了东京。
那是一个阴雨绵绵的午后，沈砚之正在寓所里整理资料，门外传来叩门声。他打开门，看到一张似曾相识的面孔。来人三十出头，身穿灰色长衫，戴着金丝眼镜，举止儒雅。
“沈先生，冒昧来访，请恕唐突。”来人抱拳行礼，“在下张一鸣，天津《大公报》记者。三年前，在山海关，曾采访过先生。”
沈砚之想起来了。那是山海关起义后不久，这位年轻的记者风尘仆仆赶来采访，写下一篇《关城壮歌》，让天下人知道了山海关起义的壮烈。后来部队南下，便再未相见。
“张先生请进。”沈砚之将他让进屋内，沏上茶，“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
张一鸣微微一笑：“先生的行踪，在有心人眼里，并非秘密。何况，天津租界里，有不少先生的老部下，他们虽然隐姓埋名，但都在等着先生的召唤。”
沈砚之心头一震。他知道张一鸣说的是实情，但这话从一位记者口中说出，还是让他警惕起来。
“张先生此来，有何见教？”
张一鸣收起笑容，正色道：“沈先生，我这次来，是受几位朋友所托，有一件要紧事，想与先生商议。”
他从贴身衣袋里，取出一个油纸包，双手递给沈砚之。
沈砚之接过，打开，里面是一叠照片。他一张张看过去，瞳孔渐渐放大。
照片上，是一份文件的若干页面。文件抬头写着：《中日交涉秘密条款草案》。下面的条款，一条比一条触目惊心：承认日本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将旅顺、大连租借期限延长至九十九年；聘用日本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日合办警察；日本享有在福建的投资优先权……
沈砚之的手，微微颤抖。这不是愤怒，而是震撼。他抬起头，目光如炬：
“这是……二十一条？”
张一鸣点点头：“日本政府内部称为‘对华二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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