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城外的江水比山海关的河水浑得多。
沈砚之蹲在江边，掬了一捧水洗脸。水凉得刺骨，激得他打了个哆嗦，但脸上的血污总算洗掉了。他甩了甩手上的水，直起腰，往对岸望去。江面宽阔得像海，雾气还没散尽，对岸的楼房模模糊糊的，只剩些灰蒙蒙的轮廓。
“头一回见长江吧？”刘复基的声音从背后传来。
沈砚之回头，看见他拎着两壶酒走过来，往他旁边一蹲，递过来一壶。
沈砚之接过，拔开塞子，闻了闻，一股辛辣的香气直冲脑门。他抿了一口，酒液滚过喉咙，火烧火燎的，但身上一下子就暖了。
“好酒。”他说。
“武昌本地的老酒，”刘复基自己也灌了一口，“比你们北方的烧刀子怎么样？”
沈砚之想了想：“差不多，都辣。”
刘复基哈哈大笑，笑着笑着，又叹了口气。他把酒壶搁在膝盖上，望着江面，说：“你们在北边打生打死，我们在南边也没闲着。阳夏保卫战打了四十多天，死了多少人，数都数不清。清军的炮弹跟下雨似的，一天到晚没个停。弟兄们就趴在战壕里，等着炮弹落下来，不知道下一颗会不会落在自己头上。”
沈砚之没说话，听着他说。
“最难的时候，黄先生亲自端着枪上火线。”刘复基说，“他左胳膊中了一枪，简单包扎了一下，又上去了。我跟在他后头，看见他后背的衣服都被血浸透了，还在往前冲。那时候我就想，跟着这样的人，死了也值。”
沈砚之低头看着手里的酒壶，壶身上刻着几个字，模糊得认不清。他说：“我父亲也是这样的人。当年八国联军打进来，他带着乡勇守山海关，守了三天三夜，最后死在城墙上。死的时候手里还握着刀，刀都砍卷刃了。”
刘复基转过头看他，目光里多了点什么。
“所以你起义的时候，是替你父亲把没打完的仗打完？”
沈砚之摇头：“不全是为他。是这世道太不是东西了。老百姓种一年的地，交完租子连粥都喝不上；闺女长到十几岁，被强征去给旗人当奴婢；小伙子好好走在路上，被抓去当兵，连家人都来不及告个别。我父亲临死前跟我说，这堵墙，总要有人去撞。”
刘复基点点头，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你见过黄先生吗？”
“还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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