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的鱼市，要么卖给供销社，钱都是春桃收着，当场就记在本子上，村里不少人都见过。
上次知言卖了条十几斤的大鲤鱼，挣了三块多，转头就给秋菊买了个新书包，给春桃、夏荷各买了块做衣服的布料，自己啥都没买，还穿着那件带补丁的褂子。”
工作组又问了几个跟沈知言一起打鱼的渔民，大家说的都差不多，都是些实实在在的小事，没谁夸大其词，也没谁故意抹黑，都是凭着良心说真话。
“李组长，这么看来，沈知言和三姐妹确实不应该算是雇佣关系。”小陈整理着记录说，“但政策上对这种两户人家、之后一直共同生产的情况，没明确的说法，咱咋认定？”
李维民皱着眉琢磨了会儿，从公文包里掏出本政策手册，翻到其中一页，用手指着说：
“你看这里写着，‘家庭成员或长期共同生活的亲属，共同劳动、收入共用，无固定报酬，不构成雇佣关系’。核心是有没有剥削，不是户籍在不在一起。”
他顿了顿，用更通俗的话解释：“建国初分户口是政策要求，不是他们故意为了啥目的分的，之后一直一起过日子、一起打鱼，本质上就是亲人互助，不是雇佣。
沈知言有一条乌篷船，少量渔网，但他和三姐妹一起干活、一起花钱，没单独占好处，不符合剥削的条件，所以不构成雇佣关系。”
“那贫农和雇农咋定？”另一位队员问道。
“三姐妹啥生产资料都没有，以前靠帮渔主帮工混饭，现在跟着沈知言打鱼也是靠自己的劳动，符合雇农‘无生产资料、靠出卖劳动力维生’的标准；
沈知言有船有网，靠自己劳动为生，没剥削人，符合贫农‘有少量生产资料、靠自身劳动为生’的标准。”李维民说，“不过为了稳妥，咱还是去他家看看，核实一下收入和支出，让大家都放心。”
下午，工作组来到沈知言家。他家就在湖边，是两块宅基地建的两栋红砖瓦房，上岸时湖银行贷款建的，里面摆着四张床、一张八仙桌、几个小板凳，墙角堆着渔网和渔具，虽然简陋，但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
春桃打开带锁的木匣，里面装着近期卖鱼的收入，一共六块七毛三分，还有那本厚厚的记账本。
“李组长，这是我们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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