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的迭代进度。这并非简单的技术路线之争，背后涉及研发资源分配、产品竞争力、以及“科技向善”原则在具体执行中如何平衡与取舍的深层命题。
林薇没有直接裁决，而是指示成立一个临时专项工作组，由争议双方代表、产品、法务、市场相关人员共同组成，要求在一个月内，拿出全面的评估报告和明确的路径建议，直接向她汇报。她特意点名，让苏逸晨作为“审慎派”的核心代表之一，深度参与这个工作组，并要求他不仅要阐述己方观点，更要充分理解对方立场和整个公司的商业现实，最终贡献建设性方案，而不仅仅是提出批评。
这无疑是将苏逸晨抛入了一个充满张力、需要高超沟通技巧、战略思维和现实权衡能力的复杂熔炉。他不再是单纯的技术研究者，而是需要为自己的理念争取资源、说服他人、并拿出可行方案的“推动者”。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林薇通过工作组的周报、与组长（一位她信任的、中立稳健的高级总监）的私下沟通，以及偶尔旁听关键讨论，密切关注着苏逸晨的表现。
起初，反馈并不乐观。苏逸晨在技术论证上依然犀利，引经据典，数据翔实，但面对商业团队关于“上市时间”、“竞争对手压力”、“用户未必在意背后算法是否绝对公平透明”的诘问时，他显得准备不足，有时甚至会因为对方“短视”的言论而流露出难以掩饰的急躁和“道不同不相为谋”的疏离感。在一次模拟向“董事会”汇报的演练中，他花了大量篇幅阐述技术伦理的重要性，却未能清晰、有力地说明，选择更审慎路径对北极星的长期品牌价值、用户信任以及规避未来监管风险的具体好处，对短期可能损失的竞争力和市场份额也缺乏有说服力的应对预案。
工作组内部一度陷入更深的僵局。苏逸晨的坚持赢得了部分伦理和技术同仁的尊重，但也让一些原本中立或偏向另一方的成员感到他“难以合作”、“不切实际”。
转折发生在一个周五下午的会议后。林薇从组长那里得知，苏逸晨主动找到了他，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没有再坚持单纯的技术伦理高地，而是表示，经过这几周的“碰撞”，他意识到，如果不能将伦理考量转化为清晰、有说服力的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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