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杜兰德律师的会面，安排在第二天下午三点，地点在拉丁区一栋外表古旧、内部却现代感十足的建筑顶层，那里是杜兰德律师事务所的巴黎办公室。会面持续了近两个小时，过程比汪楠预想的更加……沉闷且充满法律细节的泥沼。
杜兰德律师是位一丝不苟、头发梳得一丝不乱、戴着金丝边眼镜的法国中年男人，英语流利但带着浓重的口音。他面前摊开着厚厚的卷宗，里面是泛黄的手稿复印件、复杂的家族信托文件、几十年前的出版合同草稿、以及多国法律条款的对比分析。他语速不快，但逻辑极其严密，用词精准到近乎冷酷，将叶婧父亲遗稿涉及的版权归属、潜在商业价值评估、继承权纠纷的历史沿革、以及当前可能面临的来自某些学术机构或远房亲戚的质疑，条分缕析，一一呈现。
叶婧全程非常冷静，只有在杜兰德提到她父亲某个特定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的、未被充分认知的商业应用潜力时，她的眼神才会微微闪动，提出一两个一针见血的问题。大部分时间，她只是安静地听着，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的会议桌面上轻轻敲击，那是她思考时的习惯动作。
汪楠牢记叶婧的吩咐——“听着就行”、“记住关键信息”。他像一台人形录音机，调动全部注意力，捕捉着每一个时间节点、文件名称、法律条款的编号、以及杜兰德提到的每一个“潜在风险”和“建议方案”。他注意到，叶婧父亲的研究领域似乎涉及某种早期的人工智能伦理框架和跨学科认知模型，在当时（几十年前）过于超前，甚至被主流学界视为“异端”，导致其手稿价值长期被低估，也留下了诸多产权模糊地带。而如今，随着AI伦理成为热点，这些尘封的手稿价值正在被重新审视，也因此引来了新的麻烦。
会面结束，杜兰德将一沓需要叶婧签署的文件递给她，并约定下周会提供一份更详细的行动方案。走出律师事务所，巴黎午后的阳光已经变得稀薄，天空是一种灰蒙蒙的蓝色，带着冬日的清冷。
坐进等候的宾利车里，叶婧没有立刻说话，只是靠在后座上，闭上了眼睛，脸上带着明显的疲惫，还有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重。与律师梳理这些陈年旧事，显然耗神费力，也牵动了她某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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