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绝对性与腐蚀性：他深入探讨了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对君主本人的腐蚀（刚愎自用、猜忌多疑、骄奢淫逸），以及对朝政的危害（奸佞得宠、忠良见弃、决策失当）。引用法家“法、术、势”理论，但指出韩非等人只讲君御臣之术，却未给君权本身套上“法”的笼头。他隐晦地提出：是否可能建立一种“法”高于“君”（至少在某些根本领域）的秩序？是否可能将一部分“治权”（行政、司法、监察等）从君主手中相对分离，交由一个遵循固定规则、对“法”负责的机构去执行，以减少君主个人好恶对国政的干扰？
3.“公议”与“众治”的可能：他回顾了古代“明堂议政”、“乡校议政”乃至汉代“盐铁会议”等带有“公议”色彩的形式，指出其虽不完善，但蕴含“集思广益”的智慧。他设想，在“君主”作为国家最终象征和仲裁者的前提下，能否建立一个由“贤与能”（通过改良的科举、荐举等多种渠道产生）组成的、稳定的“议政”机构？这个机构不取代君主，但负责重大政策的辩论、起草和监督执行，其决议需经君主认可（形式上的），而君主的重大决策也需经其审议（实质上的）。他强调，这种“公议”必须基于明确的、公开的规则（“法度”），其成员的产生和运作也需有章可循，避免沦为党争或私利的工具。这实际上是“议会制”雏形的最隐蔽表达。
4.“根本法”（宪法）的概念：这是李瑾思想中最具现代性、也最危险的一环。他借用了“祖宗成法”、“先王之道”、“国之宪章”等传统词汇，但赋予其新的含义——即一部规定国家根本制度、权力分配框架、君臣民基本权利与义务的、相对稳定、不易轻易变更的最高法则。他暗示，这样一部“根本法”的存在，可以为政治运行提供稳定预期，减少因君主更迭或个人意志带来的剧烈动荡。虽然他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提出“限制君权”的字眼，但“根本法”一旦被理解为高于君主一时诏令的存在，其革命性就不言而喻了。
在阐述这些“问题意识”时，李瑾极力避免使用任何可能被视为“反叛”或“不敬”的词语。他通篇采用“设问”、“探讨”、“以史为鉴”、“防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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