势力范围深入漠北，与正在崛起的基辅罗斯也有了接触。在南方，整个东南亚半岛和群岛的大部分港口与要地，都已处于大唐水师的控制或强烈影响之下。
这并不是一个完全依赖直接军事征服的古典帝国。它是一个多层次、差异化的“天下秩序”网络：
核心区是传统的“中国本部”（两京、各道），实行直接郡县制管理，沿用并完善了《盛世宪章》框架下的治理模式。
羁縻区与都护府：在辽东、漠北、西域（包括中亚部分绿洲城邦）、吐蕃故地（通过和亲、驻军与宗教影响间接控制）、南洋（如室利佛逝、占城等）以及这新安西城（原拜占庭帝国核心区）等地，设立都护府或节度使镇，派驻军队和高级文官，但保留当地王公贵族的相当自治权，要求其承认大唐天子“天可汗”地位，按时朝贡，提供兵员、物资，并接受唐文化的渐进影响。军事存在是后盾，但经济纽带（朝贡贸易，实为官方主导的优惠贸易）和文化影响（推广汉文、儒学、佛教/道教，但通常不强制改变当地主要信仰）是更常用的融合手段。
殖民据点与贸易站：在关键航路节点（如锡兰岛、索科特拉岛、马六甲海峡沿岸、非洲东海岸的蒙巴萨等）、重要资源产地（如苏门答腊的金矿、阿拉伯的香料产区），则建立规模不等的直接殖民点，通常由退伍军人、招募的贫民、商人、工匠及其家属组成，实行类似内地的编户齐民管理，是唐文化、技术、人口向海外扩散的直接基地。
朝贡-贸易网络：更广阔的地区，如印度诸邦、阿拉伯帝国残余部分（阿拔斯王朝已衰落，分裂为诸多小国）、非洲内陆王国、北欧维京部落、甚至遥远的西欧（与查理曼帝国的后继者有零星使节往来），则被纳入松散的朝贡-贸易体系。他们被大唐的富庶、强盛和先进文明所吸引，或为获得贸易特权，或为借助大唐威望制衡邻国，纷纷遣使来朝，接受册封，进行贸易。长安的鸿胪寺，常年接待着数十个“国家”或“部族”的使团，俨然成为世界的中心。
这种秩序下，战争依然存在，但主要是针对不服从“王化”的“蛮族”的边境剿抚，或是帝国不同势力（如殖民据点与当地土著、不同都护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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