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的虚空与彷徨。她缓缓走回御座，没有坐下，只是用手撑住冰冷的紫檀木扶手，望着殿内跳动的烛火，第一次感到，这象征着权力与光明的火焰，似乎也如此飘摇不定，随时可能被风吹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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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东宫丽正殿。
李瑾的状态，比他的母亲更为外露，也更为危险。如果说武则天的动摇，是建立在毕生事业可能后继无人的深层恐惧与价值怀疑上，那么李瑾的动摇，则更直接地指向了他所秉持的理想本身，以及他半生奋斗的意义。
他不再像国葬后最初那段时间那样完全沉溺于悲痛、对万事麻木。在母亲严厉的督促和狄仁杰、姚崇等臣子苦口婆心的劝谏下，他强迫自己回到书案前，处理政务，召见臣僚。然而，这一切都像是一具抽离了灵魂的躯壳在执行程序。他批阅奏疏，但不再有以往那种敏锐的洞察和富有创造性的批示；他听取汇报，但思绪常常飘远，眼神空洞；他甚至开始重新过问几个儿子的学业，亲自考较，但每一次面对儿子们那平庸甚至愚蠢的应对，他心中涌起的不是“事在人为”的激励，而是更深重的无力与厌弃。
今夜，他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关于“岭南道市舶司年度税赋审计及海商纠纷调处建议”的冗长奏报。这本是他曾经最关心、亲自推动的领域之一，其中涉及的许多细节，如“抽解”比例、“博买”政策、对外商权益的保护、对走私的打击、对新兴海外航路的探索与支持，都曾是他与昭儿热烈讨论的话题。昭儿甚至曾提出过“可否效法大食‘支票’之法，于沿海商埠试行‘飞钱’汇兑，以利资金周转，减少铜钱运输之险”的大胆设想。
可如今，看着奏报上那些枯燥的数字、琐碎的纠纷、各方利益的博弈，李瑾只觉得一阵阵烦闷与恶心。这些数字背后，是帝国的财政收入，是海贸的繁荣，是“永昌新政”的成果。可那又怎样？创造、理解、并有望将这一切推向更高境界的人，已经不在了。接手这一切的，可能是对海外贸易毫无兴趣、甚至视“奇技淫巧”为末业的李琮，也可能是容易被江南奢靡海商腐蚀、只知中饱私囊的李范。那么，他现在呕心沥血维持、完善的这一切，意义何在？不过是为他人作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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