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风起，神都洛阳的梧桐叶开始泛黄飘落。历时近两载的《永昌律》修订，已近尾声。洋洋数百卷的律、令、格、式草案，连同新增补的《商法》专篇，以及分散于各律中关于平等、契约、专利、程序乃至“代书人”的零散条款，终于汇编成一部规模空前、体例繁复的煌煌法典。参与其事的数百名学者、官员，无论是激进的刘晏，还是务实的狄仁杰，或是那位日益沉稳的太子李瑾，在稍稍松了口气的同时，心头却都压上了一块更沉的巨石。
法已成文。但这文辞背后的理念之争，此刻才真正浮出水面，尖锐得刺人。这不再仅仅是某条律文的宽严，某个制度的存废，而是触及帝国统治根本的哲学命题：治国，究竟应以人为本，还是以法为本？或者说，法律，究竟应当是帝王手中随时可变通的工具，还是应当成为超越个体意志、人人（包括帝王）皆需遵循的至高准则？
一场由武则天亲自主持、规模空前的“御前问对”，在贞观殿举行。参与的不再仅限于文学馆核心，而是扩大到了三省六部的主要长官、御史台、大理寺、刑部的重要官员，以及诸多德高望重的翰林学士、经学大家。议题只有一个：如何颁行、阐释、施行这部《永昌律》？
殿内气氛肃穆。巨大的铜炉中香烟袅袅，却驱不散那份无形的凝重。龙椅上的武则天，身着赭黄常服，目光平静地扫过下方济济一堂的臣子。李瑾和狄仁杰侍立在御阶下首，神情恭谨，内心却紧绷如弦。
最初的讨论，尚围绕着颁行礼仪、雕版印刷、晓谕州府等实务展开。但很快，当话题不可避免地触及新律的“精神”与“宗旨”时，暗流终于汹涌地冲破平静的湖面。
一位白发苍苍的礼部老尚书颤巍巍出列，他是当世大儒，门生故旧遍及朝野，其声如洪钟，却带着金石般的锐利：“陛下！老臣愚钝，遍览新律草案，字斟句酌，常感不安。其中多有‘依律断之’、‘法有明文’、‘程序既定’之语，更有甚者，竟有‘诸断狱皆须具引律、令、格、式正文’之硬性规定。此非细故！老臣斗胆叩问：若事有非常，情有可矜，而律文无载，或律文显失情理，当如何？若天子有特旨，与律文略有抵牾，又当何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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