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则官吏有所遵循，商民有所预期，可省无数讼累，亦是安定地方、维护治安之要务。岂可因噎废食？”
一位曾在江淮转运使府任职的官员补充道：“下官在江淮时，亲见漕运、盐铁之利，实为朝廷命脉。然大宗贸易，动辄涉及巨万钱帛，若无明确契约、运输、风险承担之法规，一旦出事，往往酿成大乱。若有商法可依，则交易各方权责清晰，可促进大宗货殖，于国用实有大利。且今永昌新政，鼓励通商，若无法度保障，商贾必心存疑虑，裹足不前，新政成效，恐将大打折扣。”
李瑾一直凝神静听，此时缓缓开口：“诸公之议，皆有所本。重农固为国之根本，然工商亦不可或缺。《周易》有云：‘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圣王亦不废交易。今之世，非古之小国寡民可比。两京繁华，万国来朝，货殖流通乃国家生机所在。朝廷设市舶司，征商税，已承认其利。既有其利，则当有其规。无法，则利为乱源；有法，则利为国资。”
他看向狄仁杰：“狄公，您看呢？”
狄仁杰沉吟片刻，目光扫过在场诸人，最终落在那些记录着各类商事纠纷的案卷上，缓缓道：“治国如治水，堵不如疏，疏不如导。商事活动，如同水流，已然汹涌，不可强行遏止。若无河道堤防规范之，则必泛滥成灾，侵蚀农田（农业根本），冲毁屋舍（社会秩序）。然若因势利导，修筑坚固之法律河渠，则可使其灌溉沃野（繁荣经济），推动舟楫（促进流通），利国利民。”
他顿了顿，继续道：“专立商法，并非拔高商贾地位，使其与士农并列，而是面对现实，因事立法，为已然广泛存在、关乎国计民生之商事活动，确立一套明确、稳定、可预期的规则。其目的，非为鼓励人人逐利，而是为了定分止争，降低交易耗费，保护正当经营，打击奸诈不法。如此，农可安其耕，工可精其艺，商可通其货，各得其所，天下乃治。至于徐公所忧之风俗，崔公所虑之国本，法条之中，自可加以引导和约束。例如，严禁官员经商、限制商贾奢侈、打击囤积居奇、确保粮帛等民生根本物资流通稳定等，皆可载入商法，使其利归于国，惠及于民，而
本章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