荥阳郑氏的命运尚在未定之天，裴延庆的钦差仪仗尚未抵达河南道，一场更加猛烈、更加直接的风暴，却在帝国的财赋重地——江南东道，率先爆发了。
这风暴，不再是朝堂上的口水官司，不再是门阀的“非暴力不合作”，也不再是边镇的冷眼观望。而是刀光剑影，流血漂橹的武装暴动。一场由江南士绅豪强组织、裹挟部分不明真相民众参与的、公开的、有组织的抗税暴乱，如同沉寂火山骤然喷发，将本已紧绷的帝国政局，推向更加危险的边缘。
***，依旧是“税”。沈翰的人头，在苏州城门楼上挂了月余，李多祚的铁血手段，确实震慑了江南许多豪强。秋粮的征收，在刀锋的威逼下，勉强完成了大半。然而，恐惧压抑下的怨恨，如同地火，在暗处奔涌。当朝廷的税吏，拿着根据“摊丁入亩”、“士绅一体纳粮”新法核算出的、较往年高出数成的夏税（江南部分地区试行两税，此为预征）账册，再次敲开那些豪门大户、甚至中小地主的大门时，积压的怒火，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朝廷这是不给我们活路啊！”湖州乌程县，最大的丝商兼地主黄百万，在私密宴会上，对着几位同县、邻县的士绅头面人物，捶胸顿足，涕泪横流，“沈公（沈翰）前车之鉴，血迹未干！如今又要加税！我等家业，皆是祖辈辛苦积攒，合法经营所得，朝廷凭什么说加就加？说什么‘一体纳粮’，分明是欲壑难填，要榨干我等最后一滴血汗！今日是沈家，明日就轮到你我！今日是加税，明日是不是就要抄家灭门了？！”
他的话，如同火星，落入了早已堆满干柴的心田。在座的士绅，无一不是地方上有头有脸的人物，或耕读传家，或经商致富，名下田产店铺无数，荫蔽的族亲、依附的佃户、仰其鼻息的小商户更是不计其数。新政不仅触及他们免税的特权，更因清丈田亩，要厘清他们隐匿的田产，这等于是在他们心口割肉。沈翰的死，让他们恐惧；而新的税单，则点燃了他们拼死一搏的绝望。
“黄公所言极是！”德清县举人出身的豪强陆文渊，须发皆张，拍案而起，“朝廷无道，宠信奸佞（指改革派），行此暴虐之政！吾等读圣贤书，明礼仪，岂能坐以待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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