昌则上奏，声称本地情况特殊，提出一套复杂的“折亩”方案：将上等水田一亩折合一点二亩标准亩，中等田一亩折一亩，下等旱田、山地两亩甚至三亩折一亩。同时，又将各种“损耗”、“加派”名目巧妙地折算进去。表面上看，每亩田负担的“摊丁银”似乎不高，甚至略有降低，但经过他这套复杂的折算，拥有大量上等水田的士绅豪强，实际税负增加微乎其微，甚至可能减少；而田亩零散、质量较差的自耕农和小地主，税负反而可能加重。这套方案被他包装成“体恤民情，因地制宜”的“良法”，在州内推行，并试图作为“成功经验”上报。其目的，就是在政策执行层面进行扭曲，使其名存实亡，甚至适得其反。
在河北道幽州，靠近边镇，民风彪悍，地方势力与军镇关系盘根错节。这里的对抗更加直白而强硬。朝廷派出的清丈御史，在进入某些世家大族控制的庄园时，竟被武装家丁拦在门外。庄头客气而强硬地表示：“此乃军功勋田，家主在边关为国效力，田契、勋券俱全，不劳御史大人费心丈量。若强行闯入，惊扰了府中内眷，或是引发边军将士不满，恐生变故。”言语中的威胁之意，昭然若揭。御史手中虽有圣旨，但面对森严的坞堡和隐约可见的弓弩，以及“边军不稳”这个大帽子，往往也只能无功而返，上书朝廷诉苦，称“地方豪强恃功而骄，借边事阻挠丈量，请朝廷定夺”。而朝廷的“定夺”，往往在兵部、户部、地方节度使之间的公文往来中拖延下去，最终不了了之。
更普遍、也更难对付的，是基层胥吏的消极执行和花样百出的“技术性”阻挠。这些“贱吏”虽然地位低下，却是帝国政令落到实处的最终执行者。他们世代扎根地方，熟悉一切漏洞，与地方豪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是其利益共同体的一部分。朝廷的“新法”触动了豪强的利益，也就等于触动了他们的利益（贿赂减少，甚至自身家族田产也可能受影响）。于是，各种“软钉子”出现了：
丈量用的“步车”突然“损坏”，需要“送回工部维修”，一等就是数月；记录田亩数据的“鱼鳞图册”在誊抄时“不慎被水渍污损”，关键数据模糊不清；负责引导指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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