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院的百顷新址，在麟德九年盛夏时分，已不再是尘土飞扬的工地。高墙环绕，馆舍俨然，虽然许多地方仍显粗粝，但那严谨的布局、区别于传统官署的宽敞工坊与试验场、以及进进出出衣着各异却大多步履匆匆、神情专注的人们，无不彰显着此地的与众不同。大门匾额上“格物致知，经世致用”八个鎏金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也像一面旗帜，吸引着、也刺痛着洛阳城中无数双眼睛。
人才如溪流汇川，从四面八方涌来，经过严格的“实技”考核，数百名身怀绝艺的工匠、通晓杂学的文士、甚至异域来的奇人，被纳入这座崭新的殿堂。然而，如何安置、管理、引导这数百名背景各异、知识结构千差万别的人才，使他们杂乱无章的“技艺”和“经验”，转化为可以传承、可以发展、可以为国所用的系统“学问”，而非沦为另一个“将作监”或“皇家珍玩作坊”，成了摆在李瑾和格物院几位核心官员面前最迫切的问题。
旧有官僚体系的那套模糊的职事划分，显然不适用。将作监只管营造，少府监主理皇室器物，军器监专司兵器，各守一摊，壁垒分明，且重“工”而轻“理”，重“传承”而轻“探索”。格物院要做的，是打破这些壁垒，融会贯通，并从具体技艺中抽象出普遍规律，再以规律指导新的创造。
“必须分科。”在格物院核心的议事厅内，李瑾面对几位主要副手——包括原将作监大匠、现为格物院副使的公孙垣，精通算学、天文的前司天台灵台郎赵玄默，以及那位来自河北、因改良弩机被特招入院的军器匠师出身的马淳——斩钉截铁地定下了基调。“杂而不专，则事倍功半。需依学问之本性、技艺之关联、国用之急需，划分门类，设立学馆，使学者各有专攻，又能相互印证。”
他取出一卷早已准备好的文稿，上面是他结合后世知识框架与当下实际需求，反复思忖后拟定的初步方案。
“我意，于格物院下，先设八大学馆。”李瑾展开文稿，朗声道，“每馆设‘馆主’一人，总理馆务；‘博士’若干，专司研究与高阶教学；‘直院’、‘助教’若干，辅佐研究并教授生员。各馆之下，可视情况再设若干‘所’或‘组’，专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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