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试图稳定汇率的努力，也引起了李瑾的警惕。他意识到，必须建立更灵活、更贴近市场变化的汇率微调机制，并加强各口岸银行分号之间的信息沟通和资金调度。
更大的挑战来自地下钱庄和旧有兑换网络的反弹。在广州、扬州等港口，早已存在由地方豪强、藩镇背景势力甚至与蕃商有勾结的官员支持的地下钱庄和兑换网络。他们原本利用铜钱混乱、金银走私、高利贷和操纵兑换比率牟取暴利。大唐皇家银行和外汇管制，直接触动了他们的核心利益。他们开始暗中抵制，拒绝处理与宝钞相关的业务，甚至故意散布谣言、抬高金银黑市价格、打压宝钞的实际兑换率，并试图与不满的蕃商勾结，进行“地下结算”，即避开官方渠道，直接用金银或双方认可的其他方式交易，逃避税收和监管。
第三轮博弈：制裁、博弈与长安的暗流
对此，朝廷的反应迅速而强硬。在武则天授意下，市舶司和当地官府联合，开展了一次针对“私相交易、规避官定钱法”的专项打击。数个与蕃商勾结、进行大宗地下金银交易、拒用宝钞的本地商号和地下钱庄被查处，主事者下狱，财产没收。同时，对查实刻意拒用宝钞、参与黑市交易的蕃商，予以罚款、货物暂扣、乃至限制交易、驱逐出境的处罚。朝廷明确传递了一个信号：在大唐的地盘上进行大宗贸易，必须遵守大唐的新钱法规矩。
这一强硬举措产生了震慑效果。许多蕃商，特别是那些在唐有固定产业、长期经营的大商人，不得不重新权衡利弊。与官府对抗的风险和成本，开始超过使用宝钞带来的些许不便和风险。
就在广州、扬州的博弈进入僵持与试探阶段时，来自更遥远西方的压力，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传导到了长安。
几名持有拂菻（拜占庭帝国）皇室或元老院背景的商人代表，在鸿胪寺官员的陪同下，正式向朝廷提出“交涉”。他们以近乎傲慢的语气，质疑大唐的新钱法，特别是强制或变相强制在对外贸易中使用宝钞的条款。他们认为，这损害了“自由通商的原则”，并且对拜占庭帝国声誉卓著的“诺米斯玛”金币构成了“不公正的歧视”（因为官定汇率并未给予诺米斯玛金币与其含金量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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