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无量”的经典。
随着武则天崇佛姿态的日益公开和高调，佛教界的反应也迅速升温。各地寺院、高僧纷纷上表，或进献“祥瑞”（如某地发现“佛光”、“佛迹”，某寺古树开花呈现佛像等），或呈献新译、新注的佛经，或撰写诗文，盛赞天后“佛缘深厚”、“慧根独具”，是“菩萨转世，护佑大唐”。一些善于投机、渴望上位的僧人，更是极尽谄媚之能事，在讲经说法时，公然将武则天比作“当今弥勒”、“现世观音”，称其执政是“佛国净土降临人间”。
这股风潮也迅速影响了朝野官员和士绅阶层。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原本就亲近佛教或善于逢迎的官员，如许敬宗、李义府等，自不必说，其府邸中常设佛堂，与高僧过从甚密，谈论佛法成为新的风尚。而那些原本对佛教无感，甚至因道教“国教”地位而有所偏袒的官员，也开始“恶补”佛学，在家中供奉佛像，以示“与上同好”。一时间，洛阳、长安的官员宅邸中，诵经声、木鱼声不绝于耳，檀香弥漫。士人聚会，除了谈诗论文，也多了许多关于佛理的讨论，若能引经据典，附和几句“天后乃菩萨应化”之类的言语，往往能博得青睐。
这股崇佛浪潮，甚至开始渗透到民间。在朝廷的鼓励和官府的默许下，各地兴建、修缮佛寺之风大盛。权贵富商，竞相捐资建寺，以求功德，或攀附权贵。普通百姓，在官方持续举办的“无遮大会”、寺院日益频繁的法事活动影响下，对佛教的热情也空前高涨。武则天还下令，在《大唐报》上适当刊登一些高僧大德的佛法开示、因果报应故事，以及各地“佛门祥瑞”的报道，进一步在民间塑造其“佛佑圣主”的形象。
然而，在这片看似虔诚、狂热的崇佛浪潮下，并非没有暗流和杂音。
首先便是来自道教和部分笃信道教、或恪守“道先佛后”祖制的朝臣的抵触与不安。太史局官员因“妄言天象”被严惩一事，余悸未消，道门声势大挫。但暗地里的不满并未消失。一些有影响的道教领袖，如嵩山道士潘师正、泰山道士王知远等，虽未公开反对，但明显减少了与朝廷的主动往来，专注于山中清修，对朝廷的征召也常以“方外之人，不问世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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