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还煞有介事地派人查验、嘉奖，但此类“祥瑞”越来越多，越来越离奇，渐渐引起了一些务实派官员，乃至部分原本支持封禅的中间派官员的反感。私下议论中，开始出现“谀媚成风”、“劳民伤财”的微词。虽然无人敢公开反对“天示祥瑞”本身，但这种为了****而层层加码、甚至弄虚作假的风气，让李瑾嗅到了一丝不安的气息。他知道，当“祥瑞”从偶尔的天象或难得的自然奇观，变成可以人为“制造”的政治工具时，其神圣性和威慑力就开始贬值，甚至可能反噬。
其次，是封禅的巨大消耗与后续的财政压力，开始初步显现。此次封禅，动员人员数十万，历时近半年，沿途修建行宫、道路，供应粮草物资，赏赐百官、将士、藩国使节，乃至最后的大赦天下、减免赋税……每一项都是天文数字的支出。虽然帝国经过多年积累，府库充实，但如此规模的消耗，依然让户部官员暗暗叫苦。封禅归来后，皇帝李治在“祥瑞”和“盛世”的鼓舞下，精神短暂亢奋，连续批准了几项大型工程：在洛阳增修宫室，在长安扩建皇家道观以供奉“泰山祥瑞”，在龙门石窟开凿新的、规模更大的帝后礼佛图……这些工程，加上维持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边防军费，让帝国的财政开始感到吃紧。户部尚书几次在政事堂会议上委婉提及“用度稍奢”、“宜加节俭”，都被许敬宗以“彰显国威”、“上应祥瑞”为由驳回。武则天对此不置可否，既未明确支持大兴土木，也未严厉制止，似乎有意借此观察各方反应，也测试帝国财政的承受底线。李瑾冷眼旁观，心中计算着不断增长的财政数字，他知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封禅的辉煌，开启了“盛世”的炫耀性消费模式，若不加节制，再丰厚的家底，也终有耗尽的一天。而财政的窘迫，往往是帝国由盛转衰的最直接信号。
再次，是关于权力继承的暗流，因为封禅而变得更加敏感和复杂。太子李弘，在封禅归来后，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但处理政务却越发勤勉细致。他努力在东宫属官的辅佐下，学习理政，关心民瘼，表现出仁孝聪慧的一面，赢得了不少朝臣，尤其是那些恪守正统的儒家官员的暗暗称赞。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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