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二十五年的夏秋之交，长安城在溽热与骤雨的交替中，迎来了对“建言十二事”前两条政策——“劝农桑薄赋徭”与“广言路杜谗言”——为期近半年推行的首次阶段性检验。朝野的目光，从最初的质疑、观望、争论，逐渐转向了实际发生的变化与数字。那些从二十个试点州县陆续传回的奏报，从四方汇集到司农寺、户部、御史台乃至两仪殿御案上的各类文书，以及悄然在市井坊间、官员私邸中流传的见闻与议论，都开始勾勒出“新政”实施后的第一幅真实图景。
进入七月，各地夏粮陆续入库。朝廷派往试点州县的巡察御史、司农寺专使的密奏，与地方州县的正式考课奏报，如同百川归海，汇聚于长安。七月十五，中元节后的大朝，便成了检验成果、论功行赏（或罚）的关键场合。太极殿内，文武百官肃立，但许多人的脸上都带着难以掩饰的期待、紧张，或好奇。连一向沉静的长孙无忌、褚遂良等人，眉宇间也多了几分凝重。皇帝李治高坐御座，手中把玩着一份奏报，神色间看不出喜怒，但目光扫过殿中时，隐约带着一丝审视与期待。
朝议开始不久，皇帝便示意司农卿出列，汇报试点地区夏粮收成与“劝农桑”政策施行情况。
司农卿手持笏板，声音洪亮，显然有备而来：“陛下，臣奉旨，汇总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四道二十个试点州县夏粮收成及新式农具推广情形。截至六月底，二十州夏粮总产，较去年同期平均增加一成有余，其中推广新式农具较为彻底的华州、同州、怀州、卫州等八州，增产更是达到一成半至两成！而同期此二十州因水旱虫灾导致的减产面积，较往年亦有所下降，据地方奏报，新式钢犁翻地更深，筒车灌溉及时，对抗旱能力确有提升。”
增产一到两成！在农业时代，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殿中顿时响起一片低低的惊叹和议论声。许多官员，尤其是出身农桑大族的，自然明白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更多的粮食，更稳定的收成，更少的饥荒风险。
“然，”司农卿话锋一转，“亦非全然顺遂。其中幽州、易州等地，因去岁冬雪不足，今春又逢小旱，虽推广新器，然水源匮乏，增产不甚明显。另有沧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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