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左道之术！”
“正是！其物过于完美，反类妖异。”一位与民间琉璃大户有旧的文士附和道，“且其工坊行事诡秘，匠人皆签死契，与外界隔绝，所耗石炭、白碱等物，数量惊人，来路不明。此等行径，岂是正经商贾所为？依某之见，当请有司严查！”
其次，是那些在“赏珍雅集”上未能如愿、或本就对“周氏工坊”及其背后隐约可见的东宫背景心存芥蒂的勋贵朝臣。萧瑀府上那位管事回去后，将当晚情形添油加醋一番禀报，重点描述了于志宁如何“以势压人”、王掌柜如何“狡诈圆滑”、最终萧府如何“被迫”出了三千五百贯巨款却“镜财两空”。尽管萧瑀仍在闭门，闻之亦是气得摔了茶杯，对门下令道：“查！给老夫仔细地查！这‘周氏’到底是何方神圣？与东宫，与那李瑾，究竟是何关联？其财货往来、匠人户籍、物料采购，一处处给老夫挖出来！不信没有把柄！”
与萧瑀一系亲近、或在朝中与太子、王皇后一系不甚和睦的官员，也纷纷将目光投向了城南那座日渐显赫的工坊。他们或许不在意几件琉璃玩物，但他们在意的是“周氏工坊”展现出的惊人敛财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可能为东宫带来的助力。更令他们警惕的是，工坊那种“标准化”、“流水化”的生产方式，以及隐隐透露出的对“匠技”的推崇与革新，似乎与儒家“重道轻器”、“重农抑商”的传统理念有所扞格。若放任此等“奇技淫巧”大兴，恐动摇“士农工商”的固有秩序，助长“逐利”之风，甚至让那些“操持贱业”的工匠凭借“奇技”获取不该有的财富与影响力，这是许多秉持传统观念的士大夫所不能容忍的。
“《礼记》有云：‘奇技奇器以疑众，杀！’非谓其器不美，乃恐其惑乱人心，使人舍本逐末也。”一位以清流自诩的御史在私下议论时如此说道，“今‘周氏’以琉璃之巧，聚敛巨万，引得长安贵人竞相追逐，奢靡之风更炽。长此以往，人人慕利，谁还安心耕读？其工坊内，匠人几同奴役，却又授以奇技，许以厚利，此非鼓励‘匠人干政’之渐耶？不可不察！”
第三股暗流，则来自那些控制着长安及周边重要手工业、商业行会的世家大族与地方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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