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视居住的地方，是一处位于城市边缘、环境清幽但设施齐全的独栋别墅。高高的围墙，隐蔽的监控探头，以及二十四小时轮班、沉默而警惕的“安保人员”（实为执行监视任务的调查组外围人员），共同构成了一座精致的、与世隔绝的囚笼。苏晴在这里已经待了十几天。
每天的生活规律得近乎刻板。起床，在允许的范围内（客厅、餐厅、卧室、以及一个被严格限定了活动范围的小花园）活动，阅读送来的、经过严格筛选的书籍报刊，用餐，接受必要的健康检查，然后是无尽的、仿佛凝固了的时间。律师在特定的时间、在监视下前来会面，谈论的也无非是那些程序性的、无关痛痒的话题。她见不到林世昌，也见不到林之恒，与外界的所有联系都被切断。只有通过律师偶尔闪烁其词、避重就轻的转述，她才能模糊地感知到外面世界的风声鹤唳，以及那正朝着她和林世昌缓缓收紧的、无形的罗网。
但苏晴并未像外界（包括监视她的人）可能预期的那样，表现出崩溃、绝望或歇斯底里。她出奇地“配合”，出奇地“平静”。大部分时间，她只是静静地坐在洒满阳光的落地窗前，望着花园里日渐萧瑟的草木，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神有些空茫，又似乎沉淀着某种极其深沉、复杂难明的东西。她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仪容，穿着素雅的家居服，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只是脸色比之前苍白了些，眼下有淡淡的青影，显示出睡眠并不安稳。
她很少主动与监视人员说话，偶尔开口，也是礼貌而疏离的请求，比如需要某本书，或者询问当天的菜单。她的平静，甚至让一些经验丰富的监视人员感到隐隐的不安——这不是认罪伏法的颓丧，也不是负隅顽抗的焦躁，而是一种……近乎殉道者般的、带着冰冷计算和深重忍耐的平静。仿佛她正在积蓄力量，或者，在等待着什么。
这天下午，律师按照约定的时间到来。依旧是那些程序性的话题，关于案件管辖，关于可能的延期，关于她身体状况的例行询问。律师的口吻依旧谨慎，甚至比之前更加小心翼翼，眼神偶尔飘忽，不敢与苏晴那双看似平静、实则洞察人心的眼睛过多接触。
谈话接近尾声时，律师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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