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流社会的规矩”学习，以一种近乎冷酷的、填鸭式的方式，持续了整整一周。每天下午，罗梓都被困在那间侧翼客房里，面对平板电脑上那些衣着光鲜、举止优雅、说着标准普通话的虚拟“导师”，和那堆越来越厚、细节繁琐到令人头皮发麻的文档材料。商务着装、社交辞令、宴会礼仪、品酒常识、甚至包括高尔夫和马术的基本知识（视频里称之为“必要的社交运动素养”）……这些与他过去二十三年人生经验完全割裂的知识，如同冰冷的铁水，被强行灌入他早已混乱不堪的大脑。
他学得很吃力，不是因为智力，而是因为一种深入骨髓的排斥和荒诞感。每记下一个关于领带与口袋巾颜色呼应的“法则”，每模仿一次视频里那种恰到好处的、带着距离感的微笑，每试图理解品鉴红酒时“单宁”、“酒体”、“余味”这些玄乎其玄的术语，他都会感到一种强烈的自我撕裂。仿佛那个在泥泞中挣扎、在风雨里送餐、在母亲病床前咬牙硬撑的“罗梓”，正在被一点点剥离、粉碎，然后按照另一套完全陌生的模板，被笨拙地、痛苦地重新塑造。
晚餐，成了每天最煎熬的“实践考核”。偏厅小餐厅，那张铺着雪白桌布的小方桌，那套闪闪发光的银质餐具，还有站在一旁、如同人形监控器般沉默却存在感极强的王姐，构成了他每晚必须面对的“刑场”。他笨拙地使用着刀叉，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切肉的力度和角度，努力回忆喝汤时汤匙的正确运动轨迹，紧张地判断着刀叉摆放的位置所传达的信号。王姐很少直接出声纠正，但她的每一次目光停留，每一次几不可察的呼吸变化，甚至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的姿态，都像一道道无形的鞭子，抽打在他紧绷的神经上，提醒着他的笨拙、不得体，以及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本质。
一周下来，他几乎没有一次用餐是“合格”的。不是碰响了餐具，就是拿错了刀叉，或者忘记了品酒前应有的步骤。食物依旧精致，但他食不知味，每一餐都像在吞咽沙砾，伴随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挥之不去的屈辱感。他开始恐惧晚餐时间的到来，恐惧那张餐桌，恐惧王姐平静无波的目光。
这天下午，他刚刚结束关于“商务会议座次排列与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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