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的生意人，还有一种是生意人的小蜜。
有一次，我盯上一个女子，你知道，这种女子一般坐软卧包厢。所以，我常常订京广线的软卧，不一不定次次得手，但干一票，算一票。
我盯上她后，我戴礼帽，变色眼镜。这是我的行头。想想当年，我要么西装革履，要么长衫礼袍。总是一副有钱人家的打扮。”
他沉浸在回忆中：“那天，我入了软卧，收拾一下就出来，一直在外面溜哒。一面找机会下手，二是不让她留下印象。
车过长沙，就是晚上十二点了，大家都睡了。到岳阳站时，我就动了手，把她的密码箱转移给了同伙，同伙在岳阳接了包。我一直到武汉才下车。
“你还有同伙？”
“对。我负责车上的活，同伙分布在京广线的各个站。在哪得手，就转移给哪个站的同伙。我与具体接货的人各占四成，其他守站的人共占两成。”
“你到武汉才下车，是为了让案子无法破，因为你中途没下车，是吗？”
老萧一拍大腿：“对，因为她要到郑州下才车。那时，天已亮。我提一个小包，下车时，有意跟他们说了句‘再见‘。
下了车，我把眼镜，帽子，下巴贴的胡子，身上穿的大衣，他妈的都丢进长江，然后与同伙在约定的地方汇合。我俩分了钱。很快朝两个方向分开。他往北，我往南。
然后，我就在外等消息啊，一直不敢回家。那时候只有报纸，天天看报纸。一点动态、信息儿也没有。”
“她不报案吗？”
“不知道。这女人的钱干净吗？我听说有的女人就钱也是偷的，跟肥佬生活一段时间，借个机会，偷一密码箱就走。
你也知道，这些女的，有几个会告诉对方真名真姓？家住何方？身份证嘛，到处有人给你做。”
“你这么说，说不定她也是偷的？”
老萧望着我，一字一顿地说：“她一定是偷的，因为箱子里除了钱，没有任何东西。如果不是偷的，按常理，我们总要装点个人物品在里面吧，比如把贵重一点的东西和钱放在一起。”
我觉得老萧的分析对头。
老萧继续叙述：“我天天带个这么多钱也不方便，更不敢去存银行。所以，我在外面呆了十天，没有什么动静后，我就搭上了回家的班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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