浩展示了初步的数据模型，说明如何将部分“非典型”特征量化，作为法律层面风险评估的参考指标。
王宇则再次打开他精简过的PPT，这次他特意挑选了几个更具代表性、且在不同地域卷宗中都曾出现过的案例模式进行展示。
“各位老师请看，比如这种‘孤立性深部软组织挫伤伴随特定位置陈旧骨痂’，在我们梳理的跨省案例库中，出现在七个不同省份的十七起案件中，施暴者解释多为‘意外摔倒’，淡淡结合行为模式分析，存在高度关联性。”
他用激光笔圈出关键特征：“我们并不是要据此直接定罪，而是建议将其作为一个‘高风险警示信号’，触发更深入的调查或更主动的救助询问，这或许能弥补现有标准在应对隐蔽、长期暴力时的滞后性。”
王宇讲完后，小组会场内安静了片刻。
那位最初强调“稳字当头”的北方代表若有所思的摸着下巴。
“如果只是作为内部风险评估参考，不直接写入鉴定结论，倒也不是不能考虑。但操作细则怎么定？谁来判断这个信号？”
陈老师这时开口了：“这就是需要继续研究的地方，小王他们提供的图谱和案例分析，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起点。”
“我觉得可以尝试在部分有条件的地方，比如我们市检察院末检部门和一些基层派出所试点，把这些‘警示信号’纳入初期筛查流程，看看效果，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这个务实提议得到了不少人的附议，讨论的方向开始从要不要做转向怎么做，和如何试点。
王宇感到一阵兴奋，这正是他希望能推动的进展。
他积极贡献想法，比如如何设计简明的筛查清单，如何对一线警务人员和社区工作者进行基础培训，以及试点期间如何收集反馈数据以完善模型。
赵斌在一旁听着，偶尔补充一两句关键意见，大多数时候让王宇和吴浩发挥。
王宇能感觉到，赵斌是在有意锻炼他们。
茶歇时，陈老师特意走过来对王宇说：“小伙子，昨天就觉得你思路不错，今天讨论更见功底啊。你们那个图谱，能不能先发给我一份基础版的？我们回去先内部学习研究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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