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相对避风的角落，小心翼翼地把那些湿了边角的笔记本一页页摊开，用身体挡住残余的风沙。
昏黄的手电光下，老人的背影佝偻而单薄，却又透着一种难以言说的坚韧。
“楚老。”赵四轻声唤道。
老人回过头。他脸上的伤口已经不再流血，但纱布边缘又沾上了新的沙土。
他看着赵四，看了很久，忽然笑了。
笑得很难看——因为脸上有伤，因为太累，因为劫后余生的复杂情绪。
但那个笑容里的某种东西，让赵四心头一热。
“小赵，”楚老的声音很轻，几乎要被风声淹没，
“我以前总想，我这把年纪了，来这戈壁滩受这份罪，值不值。”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这片刚刚经历浩劫的基地，扫过那些瘫坐休息、却依然随时准备起身干活的人。
“现在我知道了，”他说，“值。”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地方，和这样的人一起，才能做成真正该做的事。”
风，终于停了。
沙尘缓缓沉降，像一场盛大而沉默的落幕。
天空重新显露出来，是沙暴过后特有的、干净到近乎虚无的灰白。
基地一片狼藉，但灯火开始一盏盏亮起。
赵四站在废墟中，看着那些重新站起来、开始清理现场、检修设备的人。
他们中有老专家，有年轻技术员，有工人，有战士。
每个人都很疲惫，每个人身上都有伤。
但没有一个人说要放弃。
楚老走到他身边，也静静地看着这一切。
良久，老人轻声说：
“此地方是做事之地，此团队方是成事之队。”
赵四点点头。
他知道，今夜过后，有些东西不一样了。
不是基地变得更坚固了——事实上，那些临时建筑在风沙面前依然脆弱。
而是人心，更紧了。
像戈壁滩上的胡杨，根扎得更深了。
三年。
戈壁滩上的胡杨绿了又黄，黄了又绿，整整三个轮回。
1970年深秋，当最后一片胡杨叶在寒风中飘落时，昆仑基地迎来了一支特殊的队伍——国家航空定型评审委员会。
十七位专家，平均年龄五十五岁，最年轻的四十二岁，最年长的六十八岁。
他们从北京、沈阳、成都、西安赶来，带着厚厚的评审标准和审视的目光。
领队的是航空工业部的老副部长，姓钱，一头银发梳得一丝不苟，眼镜后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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