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最让我心疼的，是机械学院陈教授的一项“节能轴承”技术。那是1988年，陈教授熬了三年，研发出一种新型轴承，比当时企业用的轴承节能30%，寿命能延长一倍。可这项技术，就躺在实验室的保险柜里，连个对接企业的机会都没有。我主动找到陈教授，说想帮他对接企业，他还犹豫了半天，反复问我：“小鹿，这不算违规吧？不会影响我评教授吧？”
我抱着技术资料，坐了四个小时的绿皮火车，跑到江南省南部的一家轴承厂。厂长是个粗人，看了我的资料，扔在一边，撇着嘴说：“你们高校的东西，中看不中用，实验室里做得好，到了生产线就是废品，我可不敢冒险。”我陪着笑，软磨硬泡了三天，厂长终于松口：“行，我给你个机会，拿样品来试试，要是不行，以后别再来烦我。”
我连夜赶回学校，和陈教授一起加班加点做样品，熬了两个通宵，终于做出了10个样品。可送到工厂一试，问题来了——实验室里的温度、湿度都是可控的，生产线的环境又脏又乱，样品刚装上没多久，就出现了磨损。厂长脸一沉：“我说什么来着，你们的技术就是不行。”
我灰溜溜地回到学校，陈教授叹了口气：“算了小鹿，别折腾了，就当这个技术白研发了。”我看着他鬓角的白发，心里堵得慌。那时候我就明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从来不是“把技术给企业”这么简单，它是一套体系、一场改革、一次从根上的观念革命——高校不懂产业，产业不信高校，中间隔着一道跨不过的坎，这道坎，就是后来江科大模式要拼命打通的“死亡谷”。
那是高校成果转化的“蛮荒时代”：无制度、无平台、无资金、无队伍、无渠道；专利沉睡、成果闲置、供需脱节、转化断层；实验室到生产线，看似一步之遥，实则千难万险。我刚工作那几年，最常做的事，就是抱着一摞技术资料，坐绿皮火车跑企业、跑工厂、跑科委。夏天一身汗，冬天一身霜，赔着笑，递材料，大多数时候，人家客气地收下，转头就扔进垃圾桶。有一次，为了对接一个建材企业，我在工厂门口等了整整一天，中午就啃了两个馒头，下午差点中暑，最后还是被保安拦在了门外。
时光匆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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