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无顾忌。所言皆朝廷种种失政，多人无不乐聴者。”
哪怕汪道昆遭遇的“切胁大臣”，那也不是报纸首创，而是山人们熟能生巧的技法。
历史上连国本之争这种事，都少不了民间舆论下场，更遑论其他？
用谢肇淛的话形容舆论环境就是，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举国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变乱白黑。
朱翊钧迎上海瑞的目光，坦言道：“早年报禁严苛，实则一纸空文，小报流传、揭帖四起、骂声汹汹，反倒是将舆论拱手让人。”
“如今朕开放报禁，新闻版署就在朝廷手上攥着，言出法随，宽紧由心。”
“海卿，朕是顺应时代大势。”
说到底，舆论传播在明朝的活跃，并不是偶然，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必然性。
物质的发展为舆论的活跃创造了经济基础和传播环境。
全国水陆路程143条，其中南京至天下各地的长途路程11条、江南至邻近区域路程12条，更有15条水路连接苏松二府和各市镇县城。
社会流动的加快，自然带来信息的发达。
同时，写书的材料和人工价格都很低，以“毛氏广招刻工”的广告为例——“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综合上材料成本“墨二笏，价一钱；烟墨一斤，价五钱”，一本书只要卖得中规中矩，利润就不会差。
譬如王世贞的《鸣凤记》，只在两京直销，就“糜六万金有余”。
有利润就有市场，有市场就会商业化。
同时再加上思想上的土壤——广开言路的士林正确，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心学虽然在万历二年之后过了时，但百年以来推动社会思想解放的功效，真实不虚。
譬如栗在庭的奏报中说，光是福建建阳一个县，就有书坊八十多家！
甚至连盗版都已经开始搞出来了——“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开价髙，即便翻刻。”
这就是时代的大势。
在滚滚大势下，英宗、宪宗、孝宗，每一届还在那里整天翻来覆去重申报禁，治罪妖言妖书，有用么？换汤不换药罢了。
封锁得越是严格，私下里越百无禁忌。
反而开放报禁，才是掌握在手中的第一步，将其商业市场化，禁言透明化，监管科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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