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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如此，那他的报社，乃至这几日的文会，可没资格办起来，也不会有这么多人给他捧场了。”朱翊钧难得解释了一句。
学术之争，历来的激烈程度，都不低的。
怎么可能任由李贽离经叛道了一年余，还没有反应。
历史上李贽怎么被逼死的？罪名是敢倡乱道，惑世诬民！
而今在朱翊钧的影响下，李贽可谓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反噬自然如期而至。
顾宪成为什么前月大谈复古，正旦开坛讲中庸，今日文会说道德？
背后可不知道有多少老人家呢。
这就是大世之争，谁都想开宗立派，立地成圣。
每一种思潮的兴起，都是有土壤的。
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正是这种秩序失范的社会背景决定了儒学的政治哲学特质，也就是说，儒学的产生，其最根本的出发点就是“礼崩乐坏”的现实政治世界。
而饱受诟病禁锢人伦的朱子理学同样如此。
彼时，民间一片衣冠南渡的萎靡，朝廷中弥漫因循的政治风气，皇帝堂皇高居，一味异论相搅。
正是有感于“天理不明、人欲横流，公平正大形同虚设”，才有了朱子理学兴起的土壤——正如《宋元学案》所言，朱熹正是在“综罗百代”中完成了巨大的思想创造任务。
当然，学说的兴起是一码事，至于后面怎么走了样，那就是另一码事了。
同样如此的，还有王学。
当时对理学盛行带来的谨守朱子门户、陈陈相因、缺乏个性所不满的，可不是独一王阳明，在其之前，就有陆九渊、陈献章等人声讨，理学“外求过甚，抹煞本我”几乎是彼时的主流共识。
其后才有了心学的应运而生。
当然，解放自我这杆大旗，王阳明举得，士大夫一样也能举得。
王夫子都说了，要内求，我觉得我做得对，那就是对的，轮不到外人说三道四。
有权的人放飞自我后，世风自然日下——“正德以前，风俗醇厚，而近则浇漓甚矣。大都强凌弱、众暴寡、小人欺君子、后辈侮先达，礼义相让之风邀矣。”
到了嘉靖年间就开始普遍奢靡、违制，“今贵臣大家，争为侈靡，众庶仿效，沿习成风，服食器用，逾偕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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