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耳边说道：
“给，王爷，托梦，我刘寅的命，不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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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西晋时沿前例，诏令起草后便下尚书，至东晋时改为先由门下省审署。其实一般史料文献很少保存诏文的完整格式（包括正文内容也常有缩略）《文馆词林》里的稍稍完整一些，而《文馆词林》中的所有南朝诏书都是以“门下”为题头的，而非两汉时期的“制诏”。《隋书·百官志》载陈朝发诏程序：“作诏章草奏闻，敕可，黄纸写出门下。门下答诏，请付外施行。”所以诏书开头是门下。
当然，还有一种“中诏”的形式，是不经门下省的，以后会写到。
Ps受近代西洋文学观的影响，谈到文学首先想到诗歌、戏剧、小说，似乎它们比其他门类更像“文学”（其实是更像近代英语世界中的Literature）。这种视角延伸至关于诏令文体的文学研究中，导致两个问题。一是忽视诏令的文学性，造成严重的刻板印象，比如.....算了，例子太多又得罪人，不举了。
二是对诏令的研究限于什么比喻，什么壮阔，什么雄奇这种印象式的把握，停留在表面风格的层面，缺少问题意识与方法自觉，这就让研究沦为阅读欣赏类的“浮词”或者如教科书般“有结论、无思考”的文字。
其实重回六朝的历史语境中，诏令乃当之无愧的第一流文字。草诏者亦必臻一时之选，以第一流之文人作第一流之文字，岂非文学之盛事？（王融现在是中书侍郎，也是负责草诏的臣子之一）故中古文学极重之，《文心雕龙》、《文选》皆辟其门，《颜氏家训》“文章篇”、《文笔式》亦列其目。余嘉锡考《隋书经籍志》晋朝之诏令所著录凡十七部，三百六十六卷，“较唐大诏令多至三倍”，诏令于当时亦入集部，至《新唐书·艺文志》始转入史部，然犹未为定准。
《论衡》言“以文书御天下”，南朝则是“以诏令御天下”。这里并非指天子如何借助诏书对臣下发出命令，而是当面对半壁江山的正统危机时，在诏令文辞中维系住了王朝尊严与帝王法统。这是一个被文字所创造的世界，在指涉敌人的同时，也重新定义着自身，此种现实与理想的巨大沟通对于四到六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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