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
他利用香港这个特殊平台，
为国家开拓外贸渠道、赚取外汇、解决粮食和就业，
其思路之活、成效之大，在当下是极为难得的。
特别是他探索的这套‘以商养国’、‘海外垦殖’的模式，
虽然因为规模小和发展时间短，
还无法与R家前辈当年倾囊相助、实业救国的壮举相比，
但性质上颇有相似之处，
都是特殊时期为国家经济输血纾困的典范。
假以时日，
其累计贡献，
未必不能书写新的篇章。”
两人对党建国的价值判断高度一致。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安置？
失业书办吐出一个烟圈，
说出了深思熟虑的想法，说道：
“既然党内职务争议如此之大，
成了焦点和靶子，
我们何不跳出这个框框？
建国同志不是还保留了民革成员的身份吗？
这是很好的切入点嘛。
我们是否可以把他放到党外人士的平台上发挥作用？
比如，
安排到全国工商联担任要职？
或者，
直接担任的经济顾问？
这样既避开了身份争议，
又能名正言顺地发挥他的专长，为国献策。”
断更秀才眼中精光一闪，
显然，
对于这个相反很是认可。
他思索片刻，果断地说：
“好！放在工商联还是有点隔靴搔痒。
我这边正需要懂国际商贸、了解资本主义市场运作规律的高级智囊。
就让他来做我的经济顾问，
而且是直接对我负责的特别顾问！
级别要高，待遇要明确。
这样，他既能继续为国家经济战略出谋划策，
特别是为我们探索对外经济合作的新路径提供真知灼见，
又完全避开了组织内资本家的身份质疑。
他的成功模式，
确实是我们‘未曾设想过的新路线’，
值得深入研究借鉴。”
失业书办对这个方案表示赞同，
不过，
考虑的更深远些，说道：
“这个安排很好，
解决了他在经济领域的‘名分’问题。
但还有一块同样重要甚至更敏感的——
南洋农垦基地。
那可是几万职工，
未来可能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人的庞大组织。
现在虽然名义上是事业单位运作，
但毕竟远在海外，环境复杂，涉及生产、生活、安全、外交等多重问题。
组织管理上，
我们需要给予更大的自主权，
不能像管理内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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