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的道路联系起来。安心的话,像是一道强光,骤然照亮了他从未深思过的角落,让他对毛放的恨意里,不由自主地掺入了一丝……难以言说的愧疚。
还有关于父亲毛金荣。
“毛金荣早年跑运输,吃过很多苦,也受过不少欺压。”安心很少直接评价毛金荣,但她会带来一些看似无关的、关于那个年代运输行业混乱状况的资料,或者提及几个当年与毛金荣竞争、后来下场凄惨的对手名字。“人在底层挣扎久了,一旦有机会往上爬,很容易就会迷失,把手段当成目的,把毒药当成蜜糖。”
她从不直接说毛金荣是错的,但她提供的这些碎片信息,拼凑出的,是一个在时代和欲望洪流中逐渐异化、最终将家庭和子女都视为棋子和资产的形象。
一次次,一天天。
安心用她那种特有的、冷静到近乎冷漠的方式,将毛家过往的一切,都放在了“环境”、“被迫”、“扭曲”、“受害者”这样的语境下进行解构。她很少用激烈的词汇,更多的是陈述“事实”,引导毛杰自己去“想通”。
毛杰感觉自己像一块被投入强酸溶液里的金属,原有的形态和认知正在被缓慢而持续地腐蚀、溶解。他过去的愤怒、不甘、对家人的复杂情感,都在这种日复一日的“梳理”下,变得模糊、混乱。
他开始在夜里反复做噩梦。有时是毛放浑身是血地向他索命,有时是父亲用那双冰冷的眼睛失望地看着他,有时是母亲在哭泣,有时……是安心站在一片迷雾里,对他伸出手,眼神却空洞得像两个窟窿。
他变得越来越沉默,精神状态也时好时坏。有时会莫名地暴躁,摔打屋里的东西;有时又会长时间地发呆,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
看守他的警察将情况报告上去。第二天,安心来了,还带来了一个穿着白大褂、提着药箱的中年女人。
“这是市局合作的心理医生,张医生。”安心介绍道,语气一如既往的平静,“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让张医生帮你看看,开点药,有助于睡眠和情绪稳定。”
毛杰抬起布满血丝的眼睛,看看那个面容和蔼的医生,又看看一脸坦荡、仿佛纯粹是为他着想的安心,嘴角扯出一个扭曲的笑。
“怎么?安警官,是怕我疯了,说出什么不该说的?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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