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都勉强可以站得住脚。如果以最客观的角度来说，长安就是六朝古都。
为什么在唐朝以后，长安就不再被当作国都了呢？
就这个问题，以及气候变化，这种种事，与关洛地区耕地过度开发、林草锐减有直接关系。世人并不缺乏远见者，西北地区生态恶化的问题，也不是今天才发现。
就像后世，只要是自驾车经过函谷关和潼关，就难以理解，为什么秦国可以以函谷关以拒东方六国百万大军？
函谷关的所谓涵道确实狭窄，可是两侧的山顶都可以通行？难道关东六国就不知道从山上绕行？同样的问题，当时函谷关两侧是桑稠塬，生长着天然桑树林，几乎寸步难行。
可惜，到了唐末那里的桑树已经被砍伐殆尽了。
经过这一些的变化，大明的皇家学院开设了新的研究课题，如《论关洛水旱事》，另外《灾害与环境》。
就是这几年在鼎新朝旱灾减少，因为全旭废除了天人感应的理论，不再需要用神化自己，在漠南漠北，游牧民族消失之后，其实也不算是消失，主要是改变了他们逐草而居的生活习性。
中国历朝历代，能够控制远东和瀚海的朝代不少，然而，无一例外都存在着治理方面的隐患，全氏大明不仅向北方各省移民，同时是禁牧制，等同于在诸胡及羌夷外族势力头上加一道箍，严格限制其势力的壮大，这点很受军方的支持。
游牧民族养羊，而且以山羊居多，山羊的生活环境比较差，形成相应的生活习性。山羊的取食能力强，生活适应性强。草根的干物质含量比叶茎部分多。营养更丰富。在休眠期间草的营养主要蓄积在根部。
于是，就造成了这样的结果，游牧民族只要人口增加，北方的草原生态系统被破坏之后，就会引起环境恶化，也会引起游牧民族与中原的农耕民族进行为了生存的殊死搏斗。
直到一方倒下为止。
全旭其实最初并没有从环境的维度来考虑问题，只是从效率方面考虑，他提出圈养牛羊以种植苜蓿草的方式饲养牛羊，这样的成本更低，效率更高。由于牛羊运动量相对减少，容易长肉。
阴差阳错，反而给北方的草原提供了难得的休养生息的时间，大自然用极其强大的修复能力在恢复草原，从而影响了大明北方各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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