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9月1日，重庆，中华民国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官邸。
总裁独自站在办公室的巨幅军事地图前，墙壁上那密密麻麻的标记与箭头，就像一张无形的大网，勒得他几乎快喘不过气。
自武汉会战失利后，国际援助是雷声大雨点小，英美态度曖昧游移，前线战报却一日紧过一日。这一切，都死死的压在他的背上。
作为华夏的最高统帅，他比任何人都清楚：日军在华中的频繁调动，兵锋已明确指向湖南，大战一触即发。
长沙重镇不仅是第九战区的核心，更是维系西南大后方安全的屏障。若长沙陷落，不仅国府军最后一批精锐主力将遭遇灭顶之灾，抗战大局也将面临崩盘之危。
他的内心深处交织着极其复杂的情绪。一方面，他渴望一场决定性的胜利来扭转内外交困的颓势。
另一方面，连续丧师失地的惨痛记忆又死死的缠绕着他，让他对再次投入主力进行决战充满了疑虑。
希望是如此的渺茫而遥远，而担忧却近在眼前。
他担心部队的战斗力是否真的足以抗衡日军的钢铁洪流，担心错综复杂的派系纷争会再次贻误战机，更担心一旦长沙有失，他将如何面对举国的质疑和历史的审判。
这种无人可诉的巨大压力，让他时常在深夜无法入眠，只能在这间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一遍又一遍地审视着地图，试图从这巨大的地图上找出一点希望，一点保证。
总裁深深的吸了一口气，试图压下胸腔里那股翻涌的无助感。他是领袖，他不能倒下，甚至不能在人前显露出一丝一毫的犹豫。
长沙上空的战云愈聚愈浓，而他，正背负着整个华夏最沉重的期望与恐惧，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独自跋涉。
就在总裁独自深思之时，门外传来一阵急促得近乎失态的脚步声。侍从官几乎忘了敲门，就这么水灵灵的直接闯进了他的书房。脸上带着的是无法置信的激动：
“委座！欧洲……欧洲打起来了！德国人进攻波兰了！”
总裁书房内的空气瞬间凝固。他猛地转身，一把夺过电文，目光飞速扫过那些足以改变世界历史的文字。他的手指开始微微颤抖，这不是出于恐惧，而是源于一种巨大的、几乎不敢置信的狂喜。
“好！”
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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