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理解郑先生的决定。他作为一个商人，同时作为一个会长，社会活动家，他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郑先生继续道：“当然，我也提出来，新请的翻译最好是华人。如果是近十年过来的大陆人则更好，那样，你们就有相同的文化背景，能更好地沟通。”
我说：“你想到非常周到。”
我们聊完了，一起在等待着他们商量的结果。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们两人都有些紧张。
我的紧张是，他们觉得我要价过份，要与我讨价还价。我还真不是一个生意人。
更担心的是，自已性格中含有某种冲动成分，是否会做出某种不恰当的举动来。比如，他们把价格压到四五百万，我会不会一气之下放弃治疗？
因为他们前期可以花五千万，劳而无功，克鲁兹越治越差。而我要一千万，他们又觉得贵了的话，我甚至有理由怀疑，他们是装出积极为长兄治疗的姿态。实际上是拖延治疗时间，就等着克鲁兹离开这个世界。
郑先生不说话，我估计他有些顾虑——生怕在这个时候，克氏家族节外生枝，让他一片好心付之东流。
二十分钟过去，他们仍然没有出来。
郑先生看了看手表。
我也扫了一眼客厅那座立式摆钟。眼睛离开了摆钟，耳朵却在捕捉“咔嚓、咔嚓”的声音。
这时，克鲁克终于走了出来，邀请我们进去。
在一间类似于书房的房间内，有一张大书桌，书桌上摆着一张已打印好的文件。桌前摆着两条高大的，类似于国内太师椅一样的座椅。
克鲁克做了一个手势，示意请坐。
我和郑先生坐在文件前。我猜测是一份合约，便用眼睛询问郑先生。他没有反应，而是在认真地阅读。
克氏家族成员站在我们身后。
郑先生屏心静气，一字一句地读完。
然后侧头对我说：“文件的内容是按到你提供的三条标准起草的。你不懂英文，我解释一下，这个文件很简约，也没有治疗失败，追究你负责的附加条件。
这在菲国已经相当宽松了。我以人格担保，你可以放心签署。他们是甲方，你是乙方。他们三人都签名，按上了蓝手印。你在右边签名，按印就行。”
我完全相信郑先生，一笔一划地写下了“万山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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