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做，什么不该做，行得正，坐得端，谣言自会不攻自破。”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加语重心长：“不过，成军啊，有时候，‘瓜田李下’的古训，也要记在心里。不必要的交际，能免则免。你的舞台，终究是在你的作品上。”
听着巴老这番既包容又隐含告诫的话，许成军心中稍定，连忙点头：“巴老，我明白了，谢谢您的教诲。”
这早餐厅里的风波，恐怕只是他此次东瀛之行中，一段意想不到的小插曲，而更大的波澜，或许还在后面。
他看了一眼不远处依旧气鼓鼓的宋梁溪，又看了看餐厅里神色各异的众人，不由得在心里苦笑了一声。
这日子，还真是……热闹起来了。
随后的三天，许成军的日程被填充得满满当当，色彩斑斓。
行程表上的活动主要围绕着官方安排展开，但由于巴琻、冰欣等人在东瀛文化界深耕多年，旧友故交遍布，因此所谓的“官方交流”也常常浸润在一种由私人情谊编织的温和氛围中，代表团几乎从未体验过真正的“齐装满员”式集体行动。
拜访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时，井上靖再一次亲自出面接待，与巴琻执手叙旧，言谈间满是历经沧桑后的平和与对未来的期许。
在这种场合，许成军多是安静聆听，吸收前辈大家的智慧与风度。
然而，当话题不经意间转向年轻一代时，井上靖总会将赞许的目光投向他，几句关于《红绸》的精准点评，便让在场的日方人士不敢小觑这位中国来的年轻人。
真正的舞台在早稻田大学和东京大学文学部的座谈上。
议题聚焦于“战后文学的比较”与“现实主义的新发展”。
面对台下诸多东瀛顶尖的文学教授、汉学家以及目光锐利的青年学生，许成军不再是单纯的倾听者。
他流畅的英语和不错的日语补充、对东瀛战后派文学如数家珍的引证、以及对拉丁美洲“文学爆炸”和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独到见解，一次次引发会场的小高潮。
当有保守派学者质疑他《希望的信匣子》中“未来叙事”偏离现实主义轨道时，他从容不迫地阐述其“新现实主义”理念，认为真正的现实主义不应只是摹写已然存在的现实，更应包含对即将生成的、可能的现实的敏锐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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