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严谨，讲课从不含糊。
他总提着一个旧布包走进教室，里面装着1979年刚出版的《中国古典文献学》教材，还有几本线装的古籍珍本。
讲“校勘学”时，他会把不同版本的《论语》摊在讲台上，指着“学而时习之”的“习”字，一一指出宋刻本、明抄本的异文：“你们看，这个‘习’字，有的版本作‘温习’，有的作‘实习’，校勘的功夫，就是要从这些细微处辨真伪、探本源。”
讲到“目录学”，他又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体例，从“经史子集”的分类逻辑讲到文献流传的脉络，连每个知识点的出处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有新生觉得文献学“枯燥”，先生便笑着递过一本清代的刻本：“你摸摸这纸，闻闻这墨香。每一本古籍里都藏着前人的学问，文献学不是死的学问，是帮我们打开这些‘学问匣子’的钥匙啊。”
陈思和先生代授贾植芳先生的《写作基础》，则满是“温度”。
那时没有正式教材，先生便亲手油印了《写作讲义》，每页纸都带着新鲜的油墨味，字迹虽偶有模糊，却一笔一画透着认真。
课程的核心是“真实情感”，先生总说：“写作不是堆砌辞藻，是把心里的话老老实实地说出来。”
他会给学生读巴金《随想录》里的片段——读至回忆故友萧珊的字句时，先生的声音有些发颤，台下的学生也忍不住红了眼眶
课后的仿写练习里，有学生刻意用华丽的比喻，先生便在稿纸上批注：“巴金先生写‘我想念她’，四个字比千言万语都重。真实的情感，从来不需要修饰。”
讲师们也知道大一新生里混了个许成军，每每有问题不管三七二十一先叫一遍许成军。
彼时他混在大一新生里，却早已因“大战五大金刚”的故事在中文系讲师圈里传开。
因此每每课上有疑难问题，总习惯性地先叫一声“许成军”——像是故意“考较”，又藏着几分“期待”。
而许成军从无刻意的特殊表现。
每次被点名，他都只是站起身，语调平和地阐述观点，可那些观点，往往是“架空了四十余年”的新鲜视角。
或许是建国前便被埋没的学术假说，或许是结合西方现代文论与中国古典文学的新阐释，又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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