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带著稚气的年轻人，挤到「兰化基建处」的桌子前，急切地递上几张皱巴巴的纸，操著浓重的陇东口音大声道：「同志！我有力气！我能干！我在公社修过水渠！」
修水渠。
他在复旦面试写的《野蔷生处是吾乡》里，柱哥就是干这个。
许成军咽了口唾沫。
桌子后的干部抬头扫了他一眼，又看看那几张公社介绍信，快速地问了几句，便在名册上划了一笔，递给他一个盖著红戳的纸条。
年轻人如获至宝，紧紧攥著纸条，转身挤回同伴中，立刻被几个人围住询问。
没有合同，没有保障，只有一张纸条和一个承诺，就能让一个人背井离乡，去从事最繁重的体力劳动。
这是1980年初春，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开始吹拂东南沿海，而在广袤的西北内陆，劳动力以这种粗粝、直接、充满汗水味的方式，开始规模性地流动和配置。
这是计划经济的余晖与市场经济萌芽交织的奇特景象，是无数普通人用肩膀和双手，参与国家建设与自身命运搏击的最真实写照。
许成军感到喉咙有些发干。
这景象的冲击力，甚至超过了昨夜列车上的惊险。
它宏大，沉默，却蕴含著比任何戏剧冲突都更撼动人心的力量。
这些沉默的、背负著沉重铺盖卷的身影，构成了这个时代底层最坚实、也最容易被忽视的基座。
许成军和章培横提著简单的行李，站在略显拥挤的广场边缘，自光在接站的人群中逡巡。
按照会务通知，金大应该会派人来接站，但具体是谁、长什么样，两人都不清楚。
章培横还打趣：「咱们这算是有组织」的，总不至于像那些招工点的人，自己挤破头去认牌子。」
话音刚落，许成军的目光就定格在左前方不远处。
一个穿著半旧藏蓝色中山装、戴著黑框眼镜、约莫四十岁出头的中年男人，正费力地举著一块用硬纸板临时糊成的牌子。
牌子不大，白底上用浓黑的毛笔字写著三个挺显眼的大字：
许成军那男人显然不常干这活儿，牌子举得有点歪，目光在出站的人流中急切地扫视著，额头上沁出细密的汗珠。
许成军和章培横同时看见了这牌子，两人对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读出了错愕。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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