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一位邢州的同志去首都那边找到了我们以前的同事陈青峰，说起了崔学军的案子，陈同志是以前我们的队长，他专程打电话过来，让我们过问一下，我们今天来也不是带着什么目的，主要是想和您聊聊，听听您对这个案子的看法，今天说完了之后，如果有时间，我们也会去忻州和崔学军当面见一下！”
“原来是这样！那个案子我有印象，到现在我也忘不了，那是我来这里工作之后负责的第一个案子，不过当时这个案子主要负责人不是我！”
“不是你，那主要负责人是谁？我们想听听主要负责人的意见！”
“很抱歉，他已经去世了！”
“去世了？”
“对，当初负责那些案件的是一位老同志，当时我是作为助手，跟随他一起学习，所以那个案子处理完之后差不多第二年，那位老同志就离开了工作岗位，去年大概是因为疾病，所以不幸离世了，追悼会的时候我也去过！”
听到这句话，张庆禄和马向东顿时感觉到有些为难。
不过那位申同志好像看出了他们为难的神情，于是十分贴切的说道：
“那个案子你们问我也是一样的，我全程都跟随了！”
“那好吧，我们就想知道一下崔学军的案子当初是怎么考虑的，按理说那样的犯罪嫌疑人，就算是建议，死刑都不为过！”
听到这句话，申检察官有些惊讶的愣住了！
“这个，当初也是那位老同志建议的，我那个时候还是新人，这种以何种罪行起诉的，决定不是我能参与的，当时，我师傅跟我说，这个案子他总觉得哪有不对劲的地方，但是现场遗留的痕迹，还有血型检测都是靠得住的，所有证据都指向崔学军，从证据链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
“那你们觉得有问题是出在哪儿！”
“血型，你是知道的，那个年头靠血型就可以定罪了，但是我们这些人其实都清楚，血型这种东西有可能是相同的，关键定罪的指纹没有找到，但是犯罪嫌疑人当时没有不在场的证据，所以……”
听到这番解释，张庆禄似乎也明白了，有的案子碍于条件，再加上上级要求限期结案，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之下，进行鉴定，其实只能查到血型这一层。
毕竟五年前，或者别说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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