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笑道：“余老师又有什么名堂要搞？”
余切和他说了燕大发生的这些事儿。又道：“个人基金会就起这种毛细血管的作用，我们生活中有很多慈善项目，时间窗口很短，资助对象也很少，却不好不做。有能力的话，最好做一下。”
“你讲得对！”艾风递给余切一根烟。
“我不抽。”
“唉，作家不抽烟，就像是市场经济却不许讲资本增值，当然可以，就是有点奇怪。”
余切哈哈大笑。
艾风是个“市场派”。他在“市场”上走得很深，譬如他觉得国企可以把闲置资金用于资本运营——比如投资民企，拿去给产业资本放贷等等。
这些观点比余教授的想法要大逆不道得多。
85年，艾风写了一篇反映收入分配的激励文章《面对生活不等式》，鼓励人们正确看待“不等式”的问题。这是一篇鸡汤性质的通讯文章，他早已观察到富人开始变得很富裕了这一现象。
“好，好！”艾风道，“我正要写分配方面的文章，我以为你就做了一个好表率！有钱了，就要做好事，不要等社会来逼你做好事。”
接下来的几天，余切只管等待。
因《朝闻道》发表在《人民文学》上，余切拿了一笔稿酬，这篇小说全文十多万字，王濛力排众议，按照四十块钱每千字价格来结算的，于是余切的稿酬高达六千多元。
这高吗？
高，也不高。
王濛打电话和余切道歉：“我们远远比不过国外的稿酬，只是别人的十分之一，甚至几十分之一。甚至不如福门托奖的奖金，那可是五万美金！真是对不住！”
作为文学界的goat，王濛之所以感到羞愧，是因为这两年变化十分大。自余切在宝岛《联合文学》拿到四万六千美金的天价稿酬后，作家纷纷走向海外，接着被海外的稿酬震惊得瞠目结舌。
新一轮的稿酬变革开始了。
因为涉及到自身利益，这些长期生活在计划经济体系的作家们，用很短的时间搞清楚了“合同，版税，代理，佣金”这些东西，变得相当精明。
他们一下子意识到，曾经计划经济年代的稿酬体系，对他们这些成名作家而言很不利。和吃大锅饭一样，就算你做到了大作家，了不起二十块钱每千字，而一个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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