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学不过月余，刘飞那双操持“集体事业”的手，就把党建国所有的周末时光攥得死死的。
偏巧这时节，全国上下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开天辟地头一遭的人口普查，人口登记、信息确认与核查的重担，沉沉地压在了基层。
党建国被这突如其来的任务卷了进去，忙得脚不沾地。
后世那些言之凿凿，说1949年或1950年就有精确人口数字的论调，党建国每每听闻，嘴角总会挂上一丝苦笑——
纯粹是扯淡！他可是亲历者，那混乱与摸索中的艰难，他作证。
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或是走街串巷的登记中，党建国对户口簿上的每一个字都格外审慎。
他清楚地确认了：贾张氏，白纸黑字，是农村户口；秦淮茹，眼下也是。
城里失业的人乌泱泱一片，虽说上头已经开始给农村人进城套上“笼头”，但“一五计划”这架巨大的建设机器刚刚轰鸣启动，各处工地都缺人手，这“笼头”勒得还不算死紧。
党建国心里明镜似的，这种身份归属的差异，牵涉到实实在在的生存根基——一年几百斤的粮食定量呢！
他自然紧闭着嘴，绝不在这上头多置一词。
这潭水太深，多说一个字，都可能溅起意想不到的麻烦事儿，还是少说为妙。
就在这忙乱与谨慎交织的日子里，四九城周边的乡村也在悄然蜕变。
互助组那套简单协作的模式正悄然退场，取而代之的是更高级些的“初级社”。
土地，农民安身立命的命根子，被小心翼翼地折算成股份，入了社。
地界模糊了，牲口农具归了集体统一调配使唤，田垄间插上了合作社的旗子。
但私有的名分还保留着，年底按股分红——这是当时摸索着走向集体化道路上的一个鲜明注脚。
日子在学习和奔波中滑到三月初。
第二套新人民币像一阵春风般吹进了市场。
崭新的“分”、“角”、“元”票面取代了旧币，新旧兑换的告示贴满了街巷。
可党建国捏着手里那叠厚厚的第一套人民币——动辄就是几千、几万的票面，心里竟生出几分不舍。
他掂量着，小声嘀咕：
“啧，这一分两分的花起来，哪有咱这‘几万块’揣在兜里有气势？先不急着换，等等看。”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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