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长端着酒杯站起来，酒液在杯里晃出红光："荷塘乡没出原则问题，今天不醉不归！"我感冒还没好透，可领导的话像钉钉子，只能硬着头皮喝。三杯下肚，头开始发晕，却比上次在李坎主任那儿清醒——至少没让朱娟搀扶，自己扶着墙回了宿舍。
第二天一早，侯书记的身影出现在大院。他头发花白，穿件深蓝色中山装，袖口磨出了毛边，据说刚从赵家乡党委书记任上退休，被聘为区计生协会秘书长，专管信访。"小赵，跟我上山。"他的声音带着大巴山的粗粝，像磨过的砂石。
赵家乡在仙姑区最偏远的高寒山区，路是盘山的土路，坑洼得能把人颠散架。我们等了两天才凑到一辆上山的货车，车厢里堆满了化肥，我和老侯挤在角落，冷风从帆布缝里钻进来，刮得脸生疼。
"知道为啥让我这退休的来管信访不？"老侯从怀里摸出个烤红薯，递过来一半，"这些案子，得用土办法解。"他的手指在红薯皮上掐出印子，"就像这红薯，急着扒皮就烫嘴，得晾晾。"
赵家乡的五个村散落在山坳里，最远的那个，要走两小时山路。第一桩信访案是举报乡干部亲属超生——那干部的弟媳生了第三胎，户口落在了邻县。侯书记没去乡办公室查档案，直接拉着我去了那户人家。
土坯房的院坝里晒着玉米，黄澄澄的像满地金子。干部的母亲正坐在门槛上纳鞋底，看见我们，手里的针线停了停。侯书记蹲在她旁边，掏出旱烟递过去："婶子，我是赵家乡出来的，当年你家老三还是我送的兵。"
老太太的眼泪突然就下来了："他弟媳那是没办法，头两胎都是丫头，家里的地总得有人种。"侯书记没接话，帮她把散落的玉米归拢到一起："地我懂，可政策也得守。这样，孩子户口迁回来，罚款分期交，我帮你家小子申请个扶贫岗，咋样？"
接下来的四天，我们就像在山里打转的陀螺：处理村干部打白条的案子时，侯书记让会计把账本摊在晒谷场上，对着村民一笔笔念；碰到隐瞒不报的超生户，他不进门就先递上袋红糖："我知道养娃难，可躲不是办法。"
他的笔记本记得密密麻麻，字迹工整得像打印的，每个信访件后面都画着笑脸或哭脸——笑脸是当场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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