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天,用了整整一盒彩色粉笔。标题写的"一九九九年度计生工作要点",用红色粉笔勾了边,蓝色标重点,白色写主要内容,暗格里的"三为主""三结合"排得像列队的士兵。服务站的姑娘们路过时,总要站着看半天,说"比上次还写得还齐整"。
我说:久了没有写粉笔字,手会生疏了,跟你们做刮宫引产手术一样的。
我心里却发沉。傍晚,专门去拜访黄老师,跟他道歉,说我不是有意断他办板报的财路。他囗上说没事,可心里一定过不了这个坎。我也让他吃了定心丸,来仙姑区是过渡期,不会很久的,他好奇地问:这么快就要离开吗?不要走吧,见到马伏山老乡,我们好不容易啊。他正在给那五岁左右的男孩削铅笔,孩子的小手攥着块橡皮,在作业本上涂涂改改。"黄老师叹了口气说:"爹妈都去广东打工了,扔给我们带。"
孩子抬起头,睫毛上还挂着泪珠,眉眼像极了一个人。我问老黄,他是谁的儿子?仿佛觉得好面熟。
小男孩把黄老师叫姑爷,把孩子放在大姑母家,留守儿童一个,命苦。原来她的母亲——当年铁钉职高的校花余娟,长发及腰,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山不转路转。那时,学校年轻人一下就多起来,差寝室,余娟参工后被安排在我隔壁,与办公室打字员颜娟住在一起,各铺一张床。余娟负责养养殖搞实验的兔子,一天背着背篓,拿着镰刀去院墙外的农田及荒坡割兔草。太阳大,天气热,下雨天淋湿衣服,她背起一筐小草,有时累得汗流浃背,白皙的脸被晒得通红。我们这些男子惜香怜玉,都为她抱不平。她的心情一下就落入低谷,都想辞职不干。她后悔说,这是啥子指导教师,分明就是一个农民。她在通行的走廊上吃午饭,跟我们聊天时,说不该要这个工作,太伤面子了。还埋怨我当时到那么远的地方寻找她,费那么大的事,就把她招进来做这又脏又累的农活,太不值得。当时,那颜艳也落井下石说:就是不该进这样的学校,太窝囊了。颜艳还说我帮余娟做了一件坏事,要是找不着,就不会受这份苦。不来这里,早就找到了更好的工作,人家余姑娘那么漂亮,还愁找工作吗?
我无言以对。心里知道,颜艳是在报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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